

《舆论》 1999/12/15 免费邮件号 NO.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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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晓民 舆论编辑部.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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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一九五九年的冬天

2.共产猪狗的“奇技淫巧”

3.大陆改革二十年流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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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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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九五九年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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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九年的冬天似乎来得特别早，也特别冷。不准社员开伙，家里没有木
炭，烘笼烤不成，何况有的地方灶打了，烘笼也收了。食堂再一关门，里里外外
捞不到一点热能，只有任凭寒冷肆虐。

　　这一年冬天，红光公社合作分社的一家农舍里，传出一阵凄凉的哀嚎。那是
六十多岁的老农何德山吃荞麦壳拉不出屎发出的，一声接一声的哀嚎划破阴冷的
天空，附近人家都能听到。没有谁能帮他一把，那声音在人们耳膜里撞击了三天
三夜之后，渐渐稀疏低沉，终于消失。

　　这声音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和严寒同时降临的饥荒正在冷酷地吞噬人的生命。

　　和全省、全专区一样，郫县这年的粮食征购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为了不让别
人再拿到虚报征购的话柄，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征购工作完成得空前
的迅速彻底，而食堂无米下锅、关门大吉的现象也更加迅速普遍地出现。当地委
发现事态严重，于年底拨下救济粮，他们竟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姿态拒
绝接受。虽然地委拨下的那点粮食无力扭转大局，毕竟可聊解燃眉之急。这个无
可挽回的错误，加剧了饥荒造成的灾难。〖注１〗

　　如果说高征购造成的饥荒是不可抗拒和普遍存在的话，他们为领导新潮流搞
的一套荒唐把戏，更是给老百姓雪上加霜。让我们从毛泽东当年视察过的红光社
看看老百姓所受的双重灾难。

　　当年的红光社，现在是红光公社合兴分社的红光管区。还是当年的那些人口
和土地，不过支部书记周桂林那颗光头上的光环已经暗淡了。反右倾运动中他成
为批判对象，多次在会上被点名：“你周桂林，干劲不大，右倾！”有关领导早
就对他不耐烦了，如果不是那段光荣历史和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劳模的头衔，早
就脱不了手。而他在反右倾、鼓干劲的风口浪头上，又不识时务地干蠢事，诸如
交征购“调皮”，叫他按作物连片的标准，把已经长起来的晚秋作物耕掉，他又
“装聋”。于是上面就派自告奋勇、干劲冲天的侯孝民等人夺权，让他和老保守
管区主任穆青云靠边站。郑功瑶给他打招呼：“你不要管红光管区的事了，侯孝
民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有点摸不着头脑，问县委书记高义禄“郑县长说了，
喊我不管红光的事”是何原因。高不作正面回答：“县委没有研究过，只是侯孝
民主动提出要来红光管区工作。”周嘟嘟囔囔说：“我又没有犯错误……”这话
让旁边一些人听来好笑。他一直没弄明白自己是共产党员为啥当全国政协委员，
疑心别人是否对他另眼相看，又傻乎乎地申辩：“我又不是民主人士……”于是
后来就给他安排了一项工作——种南瓜。种南瓜就种南瓜，在他看来也是重要的
任务，南瓜可以救命啊。可是又听社员议论“周社长在劳改”，他才终于明白自
己倒霉了。

　　其实周桂林受的这点委曲根本算不得什么。红光管区的反右倾运动，由县委
农工部干部组成的工作组一手操办，全面彻底，人人过关。

　　把一些所谓不爱开会的，开会迟到的，不爱劳动的，说秧子栽密了的，做不
够规格质量的，报产量低了的，吊二话的人都作为右倾分子来反，专门开管区大
会把这些干部和社员处以刑罚……

　　其刑罚有罚站、跪竹片、跪瓦渣、跪拌桶边边、跪高板凳、捆、打、淹水、
皮鞋踢、送特别队等十多种。

　　特别队就是劳改队，有的地方称劳训队。为公社、管理区建立的准监狱机构，
管理区以上的干部一句话就可以将社员送去劳改。

　　转业军人杨心田反右倾时给工作组的干部提了意见，就被毒打了两次。

　　　　杨当时爬着回去，后害怕斗争逃跑，被成都市公安局作为流窜犯捉到送
　　回来［杨在外无吃的肿病甚重］……［工作组］便派两人将杨从床上拉到大
　　会，叫杨站到五根重叠起来的板凳上弄来斗争，杨求情不允，斗争后吓慌又
　　外逃，无几日就死在厕所边上。

　　候孝民取代周桂林当支书后，认为管区的右倾还反得不彻底，又和县委驻社
干部一道，“变本加厉”大反右倾。

　　这一年，红光管区生产的粮食四分之三交了征购，入冬以来，食堂要么停伙，
要么半死不活。食堂不开伙，人总得想办法活。有的食堂眼看难以为继，不得已
把剩的一点粮食分了，让各家多对付几天日子。政府早就动员，在房前屋后，沟
沟坎坎“见缝插针”，口号如“蓬沟搭架点瓜豆，院坝空地栽红苕”之类，信誓
旦旦保证谁种谁收。小家禽家畜鸡鸭鹅兔允许自养，家家户户就靠这么一点点缝
隙创造着苟延性命的奇迹。

　　食堂停伙，家家户户冒烟，被认为是典型的右倾倒退活动。管区领导：

　　“以宰资本主义尾巴和反隐瞒私分、贪污盗窃为名，普遍对社员搜家、搜粮、
收锅和收‘见缝插针’，甚至捉鸡捉鸭，有些社员家里的泡菜、盐菜、鸡蛋、鸭
蛋、海椒、盐巴等也不能幸免……一度造成农村秩序大乱。”

　　这是一场真正的浩劫。靠食堂就得饿死，靠政策允许的那一点点生存机会，
又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宰掉，那情景令人怵目惊心。

　　一九六Ｏ年一月，管区食堂全面停伙断粮，管区领导召集各队开部召开“收
锅誓师会”，布置连夜突击收锅。干部冲进社员家中，翻箱倒柜，将所有可食之
物一卷而空，见锅就提，一时间告饶声哭骂声响成一片。

　　　　一队女社员袁木清，儿子得了肿病，需要早晚烧火烫脚和煮些吃的，向
　　前来收锅的管区副主任刘贤松等跪着哀求：“不要收我的锅，收了锅就断了
　　我娃娃的命根”。刘等不由分说，将锅端起就走，果然不久她儿子就病死了……

　　与其说是收锅，不如说是收命。这一来，社员的一线性命全维系于食堂了。
食堂吃什么呢？几个月时间绝大部分吃白水煮菜，走投无路的人们象苍蝇一样地
死去。

　　一个阴冷的早晨，“五保户”刘大汉家中传来一阵女人的哭声。听见哭声的
人一听就晓得准是刘大汉死了。没人有心思去安抚那个可怜的残疾女人。没多久，
那女人的哭声也渐渐消失。生产队干部命社员钟大朋去将两口子埋了。过去身高
力壮，如今也饿得偏偏倒倒的钟大朋将刘大汉两口子从家中拖出来，放在鸡公车
上一边绑一个，推到一个低洼处，掩上一层薄土。然后从公共食堂得到一碗稀饭
吃，这是他干这件活享受的特殊优待。吃了饭干部又命他去埋汪家两个饿死的人。
干完活当天晚上，钟大朋也一命归天。

　　无力掩埋的尸体有的在家中腐烂，有的横尸田野路旁，活着的人已不知道害
怕，当他们跨过横躺在路上的尸体时，“就象跨过一截木头那样”。

　　维系生命的那根线捉在干部手里，任何荒唐、蛮横的命令都得俯首听命，否
则不准你进食堂就行了。不参加开会不准吃饭，不参加大兵团作战不准吃饭，吊
二话不准吃饭，叫饿不准吃饭，给上面的人讲真话不准吃饭……要死都躲到旯旮
里去死。

　　甚而至于还有脸不洗干净不准吃饭。锅收了，十冬腊月烧点火洗脸都办不到，
不少社员蓬头垢面，满脸黑污，干部认为有碍观瞻，下令不洗脸不准进食堂，逼
得妇女娃娃天寒地冻在河沟里洗脸。其实洗干净也未见争光，洗去黑污，露出青
黄，依然红光杳无。

　　一九六Ｏ年二月底，郫县县委雄心勃勃的“丰产路”规划在红光公社全面拉
开战幕。成都至郫县沿公路两旁各两里地界内的农舍顿遭无妄之灾。那是共产的
时代，今天拆迁工作中的动员、赔偿、安置等等根本不存在。拆房队伍所到之处，
一声令下，攀屋揭瓦，推墙倒柱，好端端的房子倾刻变成一堆废料，废料还属于
管区，或卖或送到食堂当柴火与房主无关。房主不在，撬门拨锁，将衣服家具甩
出门外便开拆。房主归来，屋去财空，呼天抢地，徒唤奈何。一些抽调在外修铁
路、修电站的民工，回到家中妻儿老小房屋家具杳无踪迹，流着眼泪到处找。

　　红光公社在这次大拆迁中，共拆房屋六千多间，而红光管区已经不是第一次
拆房了，两年多来，这个原有四千来人的管区，共拆毁房屋一千二百九十间，被
拆去房子的社员，被迁到指定的地点集中居住，拥挤不堪。第六生产队二十二户
社员住二十三间房子，“有的三姓人同住一间，有的公婆、儿、媳同住一间，还
要围栏鸡鸭，实在又脏又窄又臭。”规划层出不穷，花样时时翻新，社员数次搬
迁。一生产队的鄢××，一年之内搬了七次家，其中有一个月搬家三次。和平管
区的甘大娘土改时分的四间房子拆掉后，两年之内搬家五次，最后一次住进牛圈，
还要她搬，她就“只好在屋檐下的石阶上过夜”。

　　这次拆房规模之大，来势之猛把一些人吓坏了，他们想，与其让别人把产共
个精光，不如捞点算点。于是自己动手拆房子卖家具，然后挤到别人屋里去住。
声称：“现在只有身上穿的和吃到肚子里的才是自己的，其它都是公社的”，
“把东西整光了好当工人，成无产阶级，住洋居民点。”

　　说得好。公社化的目的，就是要让农民尽快由小私有者向无产者转化，变小
农经济为社会主义大农业，缩小乃至消灭城乡差别，让农民都住上洋居民点。四
川省城市规划设计院一年前年就为红光公社设计了居民点蓝图，那上面有整齐的
楼房，宽阔的道路和林荫带，文化、体育、福利、生活设施一应俱全，甚至还有
污水处理厂，其周全完备，连九十年代的城市小区都远远不及。不幸的是，把农
民变成无产者倒是很快实现，洋居民点还无影无踪，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不是缩
小而是扩大了。

　　拆房子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搞作物连片，整齐划一，以利“机械化耕作”
和观瞻。本来各处田里该种什么，是根据土壤等诸方面情况长期形成的，现在全
部打乱。管区干部别出心裁搞了个“三集中”，第一集中烟、麻，第二集中洋芋，
第三集中蔬菜，已经种上的作物，不在规定区划内的统统犁掉。结果种出的烟叶
没巴掌大，八十亩田当不到过去十亩的收成；集中种的洋芋又少又孬；全管区的
瓜、菜种子集中到管区“蔬菜队”，未待下种一把大火烧得干干净净。

　　一切瞎折腾都是为了应付检查。上边通知搞“堆肥运动”，管区领导下令从
田里取土，在田边路边堆八尺长，八尺宽，五尺高的“土肥堆”，不分白天黑夜
连续突击，完不成任务“站起说，跪倒说”。管区用田土造假堆肥哄上面，社员
为完成任务作假哄管区领导。在拌桶上糊上泥巴叫“肥料方”，坟包上糊泥巴叫
“肥料岗”，草堆上糊泥巴叫“堆肥大王”。检查一过，取土还原，徒劳一场。

　　一边在造假堆肥应付检查，一边又有中央卫生检查团驾到，他们又是见不得
什么“一亩一堆、十亩一凼”，到处见肥见粪的。管区领导连夜布置，各队干部
带领社员沿参观沿线填灭粪坑，当晚必须完成。时间紧迫，社员来不及将粪坑中
的粪水担出来，就地挖泥将四十多个粪坑填了。检查团沿线巡视，满意而归。

　　劳师动众造假肥，劳师动众填真肥；还有几百人在毛泽东走过的“幸福田”
里搞夜战，火把映红半边天，哄闹一夜什么都没干；规定小麦不用镰刀割，要用
麻刀砍，据说苏联人就是这么干的，结果砍得遍地麦穗；为了密植，多栽几百亩
秧母田，秧子用不完，秧母田放荒；下放给社员的毛猪又收回，集中到管理区搞
大型养猪场，几乎全部死光……

　　这一切，无异于强迫处于绝境中的农民自掘坟墓，彻底摧毁了他们对未来的
希望。这一年，红光管区三分之一土地荒芜，庄稼地里“野草丛生，与禾苗争
茂”。一个冬春，全管区死亡八百多人，约占公社成立时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其
中二生产队全队三百七十多人，死去一百四十多人。

　　这不过是冰山的一角，整个红光公社都在发生同样的事。而所有令人不可思
议、痛心疾首的事，莫过于人的生命毁灭。

　　　　红光管区所在的合兴分社，三十二个食堂发生停伙的有二十一个，其中
　　十个停伙五十天以上，九个停伙三个月左右。公社成立初，全分社人口为一
　　万一千三百九十四人，到六Ｏ年底只有八千七百六十七人，其中死亡二千四
　　百Ｏ八人，另有二百一十九人“不知去向”。

　　　　如高叔云食堂“共五十多户”就死亡八十多人，正月初一那天就死了四
　　人，有的人死在床上三四天都无人埋，有的拉出门就埋在屋檐下，至今（六
　　○年底）在院坝中还可见到坟包。

　　记录在案的材料里，不乏令人心酸之事。一九五九年冬，犀浦分社幸福管区
（即刘少奇曾经视察过的幸福社）陈素珍生孩子刚满月，没有奶，千方百计搞了
点米面，偷偷在家里给孩子煮吃的、烧水洗。被干部撞见，不由分说提起锅把火
泼灭，把锅和家里的米全部搜走。她男人正生病，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几天就死
在外面。她家喂了十只兔子，她的几个大孩子在田里摘苕菜喂兔子，干部就叫人
到她家把兔子全部没收。

　　陈素珍一家陷入绝境，她打主意先把孩子弄死，自己再一死了之，被邻居张
金山劝阻。万般无奈，她把最小的孩子带到成都八宝街丢弃。几天后，她实在忍
心不下，又回成都去找孩子，被认为是“流窜犯”，一关二十八天。放出来后她
从派出所领回孩子，带回家几天就夭折了。

　　这就是红透半边天的红光公社人所不知的另一面，和铺天盖地的颂扬吹捧、
上至中央首长、外国贵宾车水马龙的参观检查同时发生的一切。乍想起来，其瞒
天过海的本领出神入化，其实是仰仗当时的政治环境。他们弄虚作假的本领日趋
纯熟，现在更是有恃无恐，内部敢怒不敢言，外部装疯卖傻，成全了他们化腐朽
为神奇的功夫。

　　一九六Ｏ年三月十八日，朱德到老红光社视察的前几天，公社做了以下的准
备工作：将沿路有碍观瞻的东西清除殆尽——包括政治上“不干净”、嘴巴不牢
靠乃至饿得形象不佳的社员。当天，他们被集中到离参观路线十多里远的几个大
院子里，由持枪民兵把守，直到朱德离去才放回。朱德见一路人烟稀少，问陪同
的社队干部是何故，回答是“搞大兵团作战去了”。管区的食堂做了够上百人吃
的大米饭，吃饭的只有十多个人，朱德话中有话地问：你们这几个人吃这么多饭
啊？曾经见过毛泽东的女孩王祖云有幸吃到这顿饭，她后来说，那是她一生吃得
最香的一顿饭。

　　公社党委书记郑功瑶有如此胆量。

　　　　［她］曾布置过，在边界发现的死人，和崇兴毗邻的就抬到崇兴境内，
　　和成都郊区毗邻的就抬到成都郊区境内，以丢尸灭迹。

　　专区百货公司下放干部张玉良向她反映死人的情况，她一句话就打回去：

　　“人是咋个死的？没有人，那么多生产是谁搞的？”

　　象张玉良这样敢于冒巨大的政治风险反映真实情况的干部不止一个。一九六
Ｏ年三月二十一日，郫县城关派出所所长谢绍清带工作组到犀浦幸福管区“突击
落后”，这个初级社时曾受到毛泽东赞扬，一九五八年成都会议期间刘少奇视察
过，土地肥得流油的地方，眼下已满目凋敝，死人累累。谢下来前，县监委副书
记白官和要他调查一下死人的情况，谢做得很认真，逐个生产队找队长、事务长、
炊事员、治安员开座谈会，调查核实后由提供情况者签名盖章，填写了统计表格。
调查结果，全管区从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Ｏ年三月止，死亡七百六十四人，
约占管区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并且不包括外出人员。

　　与此同时，省卫生厅干部谢波正率四十多人的医疗队在犀浦搞“卫生防病试
验田”，他们一九五九年底来，病人越医越多，人越死越多，人人焦头烂额。见
县上有人敢来捅马蜂窝，自然积极协助。谢绍清把统计表格填好，谢波便要去底
稿，又拿去给省委宣传部在红光公社调查的张国维、胡俊德看，张、胡二人看后
倒抽一口冷气。“考虑到非正常死亡是个大事”，他们便去找郑功瑶汇报，以期
引起公社重视。第一次，郑说“忙得很”，叫他们给公社干部李伯元谈，李伯元
一脸的见惯不惊。无可奈何，他们感到还是要给郑反映才行，第二次到公社去找
她，说是到幸福管区去了，张国维、胡俊德打电话找到她，一再申明事关重大，
须向她当面汇报，考虑到“郑县长”日理万机，又提出到管区来找她，郑表示同
意。二人气喘吁吁赶到幸福管区，郑又说“不空，要开电话会了”。

　　张、胡二人按下心头的愤怒，请郑指定一个同志接受汇报，她就指了公社办
公室的一个女孩子。他们将情况给那女孩子谈了，请她一定转告郑。这是四月二
十日，二人当天赶回省委宣传部，写了一份书面材料，如实反映在红光公社犀浦
分社万福、幸福、跃进三个管区的肿病情况，揭露：公社上报的肿病人员数字大
大低于实际发病人数；没有按省委的规定解决病人的医药费；非正常死亡（这是
当时饿死的代称）情况严重。报告列举了卫生厅工作组提供的幸福管区的死亡数
字。

　　材料反映的情况迅即反馈到郫县县委和红光公社，引起一阵慌乱。县委书记
赵金波和郑功瑶找到卫生厅工作组的谢波，要他打电话到宣传部“把事实更正一
下”，质问谢“你们是不是有右倾？”谢反驳说，幸福管区的死亡数字，是你们
县上工作组统计的，更正什么？谢波不打电话，郑只好屈尊，给被她数次挡驾的
胡德俊打电话：

　　“你们反映的情况，公社党委已查了一下，有出入。死人问题是县上一个同
志搞的，那个人政治上有问题，鸣放时犯过错误，这回他专门来查死人，实际上
没有那么多。”

　　可以布置把死人抬到别处地界上的郑功瑶，不会不知道问题的严重。她的自
信心建立在这是一个谁也不敢声张的政治问题上。说“死人”犯忌，“专门调查
死人”更犯大忌，她根本不去正面接触这个问题，如果有谁胆敢捅出去，就找谁
算账。

　　城关派出所长谢绍清不幸犯了大忌。其实他并非不知道风险。县上工作组到
幸福管区“突击落后”一共是四人，到调查死人情况时，有两个便找借口溜了，
只剩县农机局搞人事工作的女干部刘芸兰跟他一起调查。四月十一日填好表，十
五日到公社汇报，郑功瑶又不在，公社办公室主任杨玉章说：“反正就那些情况，
你们交上去就算了”。虽有杨玉章这句话，谢绍清倒底觉得事情可怕，回到县上，
打发刘芸兰到县委组织部交统计表，刘也不傻，说：“二天整错了，怪我”。谢
便自己去交了。

　　谢到县委交材料时，遇到给他布置调查任务的县监委副书记白官和，白专门
问到幸福管区四中队死了多少人，谢说八十一人，白说：“我调查的是八十四人，
差不多”。谢差不多放心了，他始料未及的是，问题出在将调查情况透露给了省
卫生厅工作组。郑功瑶打电话到省委宣传部“澄清事实”后，县委书记赵金波把
谢绍清叫到县委，劈头盖脑一顿训斥：“死人情况是你搞的吗？你是公安人员，
党员，连这点立场都不要了！乱搞嘛，乱搞汇报，给公社党委也不汇报，就给省
委报了，我和县委都不晓得！”谢说，他没有向省委汇报过，只是给卫生厅工作
组留了个“底子”，赵说：“你知不知道卫生厅工作人员的政治情况？那些人都
比较右的嘛。”

　　郑功瑶向省委说谢绍清有政治问题，赵金波说卫生厅工作组有政治问题，反
正谁说饿死了人谁就有政治问题。他们是有根据这样说的，赵让谢明白这一点，
说：

　　“省委对郫县提出了批评，还问过我，人只有生得多，哪有说死得多呢？是
否死这样多人，要一个个调查过！是谁布置的？”

　　听口气显然来头不小。谢又害怕又觉得冤枉，申明是“县监委白书记布置
的”。赵把白叫去问，白承认布置过，赵就对这位比他早入党五年的县委监查委
员会副书记交待：“你这当中有问题，你的问题今后处理……”

　　根据省委人只会生得多，死得少，不会生得少，死得多的指示精神，县委对
幸福管区重新组织调查，结论是只死了一百六十四人，死者绝大多数是老人。原
调查者“丧失立场，找伪乡长、反属、落后分子、富裕农民”调查，多报六百人。
县委书记高义禄在会上作结论：“两种观点，两种调查结果……原来的那个人是
攻击性的调查。”

　　由于立场、观点的不同，死的可以变活，谢绍清就必须交待他为什么没有把
死人变活的立场问题，数次批斗。县公安局萧局长开初还给谢通风报信，叫他
“以后要注意”，这时候不得不转变立场，要谢交待调查死亡情况的“虚报浮夸”
问题，严肃指出：谢的调查是要说明饭吃不饱，死亡的根本原因是营养不良，实
质上是推翻“三个万岁”（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万岁），给反革命、富
裕中农留下借口，谢“检讨得好有前途，检讨不好就是自己的事了”。谢当然还
是想有条生路，承认立场有问题，不该听“坏人”的话，把死人统计多了。公安
局最后决定，“开除谢党籍，建议行政严肃处分”。

　　眼见火烧到自己身上，卫生厅工作组长谢波敢紧找到卫生厅长潘阳泰解释，
说事情是县上工作组搞的，我们“只是配合”。潘说，把工作组撤回来算了。但
谢的账并没有清，不久，一纸调令，这位二野的老卫生战士，又刚刚从川医毕业
调卫生厅工作的干部，就举家到大凉山去了。

　　幸福管区挨着金牛坝招待所，自一九五八年成都会议后，川西坝子这个好去
处就名声在外了，这年春天，先后有四位元帅──朱德、贺龙、聂荣臻、罗荣桓
光顾。就在谢绍清在幸福管区调查死人情况的四月的最后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住进了招待所，招待员们被告知，刘主席这次主要是来
“休息”。正是川西坝子春光融融的美丽时节，他却没到因他曾经视察过而取名
幸福管区的老地方去走动一下，不过他即使去了，看到的也不会比三月朱德在红
光管区看到的多，谢绍清在幸福管区了解的情况半点风声也传不到他耳朵里去。

　　李井泉这一段在金牛坝住的时间也很多，刘少奇夫妇住在金牛坝一周时间双
方没什么来往，和毛泽东在成都时寸步不离形成鲜明对比。到周末的时候，他就
把他的七八个孩子接到招待所。这是招待员们的幸福时光，他们因此有理由大展
烹调手艺，并趁机会给痨肠寡肚添点油水。后来给李政委识破了，“做这么多干
什么？”他骂道：“就是想吃不完你们好吃！”把招待员蒋富全骂哭了。

　　虽然不准别人说饿，自己饿了还是难受。往往不准别人说饿的人，自己是很
注意补充营养的。一九六Ｏ年春节，郫县县委伙食团事务长陈嘉民到县城附近晨
光公社幸福大队通知杨洪魁，叫他到县委会餐，这位前崇宁县委书记自从被打成
“郫县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就被下放到这个邓小平两次视察过的大队劳
动。陈嘉民劝他说：“他们天天吃油大，你回去吃嘛”。杨洪魁狠狠咽了一口唾
液，说：“你回去给他们讲，我不去！”

　　不能不说别人也是一番好意，但这位全家几乎被日本人杀光，十四岁就参加
八路军的硬汉子没法去吃油大。这年过年，他所在的二队食堂弄了十几斤米，准
备煮一顿苕菜稀饭给大家过年，半夜被偷了。一户从城里下放当农民的人家，两
口子加两个男孩子活活饿死，仅剩下一个女儿被亲戚救走；一个小队长见到热锅
里的油，不顾死活勺起一瓢往嘴里倒，当场烫死……这时候，他和社员一样，天
天吃苕菜吊命。“正直的共产党人天天掉泪，国民党时期也没有这样死过人啊！”
他后来说。

　　上面有上面的吃法，下面有下面的吃法。只要“站稳立场”，按上头要求的
那一套办，怎么搞都行的客观现实，给社队干部混水摸鱼、多吃多占大开方便之
门。社员食堂越惨淡，干部食堂越红火，从社员家中搜走的东西，进了干部的肚
子，集体的财产，首先满足干部的需要。社员形容“干部食堂酒肉臭，社员食堂
喝清汤。”话虽然说得过分，但一些干部和社员生活的反差确实太大了。在红光
管区：

　　　　当食堂趋于断粮，即群众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侯孝民等竟不顾群众死活，
　　开办干部食堂，大米白面，吃酒吃肉，有些干部退出小灶，侯却批评他们
　　“不是一条心”。侯孝民还规定各队死了的牛都要送到干部食堂，几个干部
　　吃了牛肉二百多斤，过旧历年一队社员食堂杀了一只一百五十斤重的猪，干
　　部食堂就拿去九十多斤……

　　红光公社有两对著名恋人。一对是县委农工部部长潘兆清和公社党委书记郑
功瑶，这一年他们终于结为夫妻。另一对是合兴分社总支书记刘绍元和曾经和毛
泽东握过手的游福群，后来她当了独拍管区的支部书记。刘也是有妇之夫，但一
直未能离婚。二人的关系尽人皆知，他们甚至有了一个孩子，这种事在当时是极
不光彩的，但上面似乎表现了极大的理解和宽容。刘长期驻独拍，和游并肩战斗，
他们的干部食堂伙食也开得不错。

　　　　……甚至连供应照顾病人和幼儿园的白糖、鸡蛋都卡住吃掉。六Ｏ年过
　　元旦，杀了一只猪重一百三十斤，刘和游就拿走吃掉六十斤，当时全管区六
　　个食堂已全部停伙，只吃一点白水煮的苕菜，死人累累，但他们却大摆筵席
　　三桌，为其一周岁的私生子做生日……他们为了吃鲢鱼，在数九寒天，逼迫
　　十余个社员下水戽鱼，共戽了六十斤鱼，刘、游和潘兆清、郑功瑶就吃了三
　　十多斤……更恶劣的是刘绍元在公社上碰到一个社员拿了一只鸡，刘硬说是
　　偷来的，把鸡拿走，社员跟着要鸡，到了乡公所，刘便拿起电话，假装给派
　　出所打电话，社员看到叫派出所，便吓跑了，鸡被他们吃掉。

　　“上面买笑脸，下面整群众”，只要把上面的笑脸买到，群众怎么整都行。
社员偷偷摸摸在家头煮点吃的，一听说干部来了，如闻鬼子进村，灭火的灭火，
藏东西的藏东西。没有吃的，到田里摘苕菜，干部一来四散狂逃。幸福管区十七
岁的邱立根──

　　　　人很老实，摘苕菜被［干部］追到水沟里，连吓带饿带伤，几天就死了。

　　　　红专学校（实际上是青少年劳动营——作者注）十多岁的孩子郭全生，
　　因解便误了点名，干部去查找，郭害怕××打人，回头便跑，××就顺手捞
　　起钉耙，追上去一耙把郭勾了过来，棉衣都剁穿几个大洞，致便腰部受伤，
　　回去两三天就死了。

　　　　队长张××常常带着武装人员，深夜敲门，挨户搜查，捉鸡捉鸭。

　　　　他贪污了生产队卖谷草的一百多元，却诬陷一个富农的小女孩偷了，将
　　她弄来吊打。

　　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红光管区七队女社员兰秀芳在田头偷谷子，××发现
后，“便将兰的下身脱光，令其站在板凳上叫男社员去看”。

　　取缔市场交易，宰资本主义尾巴，阻止农民进城，维持治安抓小偷、抓流窜
犯等等，给干部以拦路抢劫的借口。

　　　　……有的干部到公路上设立关卡，以“维持治安”为名，拦劫行人财物，
　　脱行人的衣服。八队队长叶××在马路上设卡时，拦劫过往农民和小商贩不
　　少鸡鸭鹅兔，拿到八里桥代销店大吃大喝。二队队长秦××在路上搜查农民
　　叶大洪女人二十四元和几斤粮票，反说别人是偷来。社员进行反对，干部……
　　说什么“要宰你的资本主义尾巴”，“现在是共产主义，啥子你的我的”，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没有个人的，都是集体的。”

　　干部为非作歹，群众切齿痛恨，干群关系恶劣到极点。红光管区大权独揽的
侯孝民，被群众暗中叫做“侯爷”、“侯刮鼻”、“侯代召”。管区五队社员胡
××痛恨干部搜家，捉了一条活蛇放到坛子里，干部到他家翻坛倒框搜粮食，差
点被咬了一口。

　　一九六Ｏ年一个冬春，红光管区少数社员有幸见到一次油荤，那是在三月十
六日庆祝毛主席视察红光两周年的宴会上。县委第一书记刘致台、书记高义禄等
各级干部齐聚红光管区干部食堂，“特别席”鸡鸭猪牛一应俱全。当年见过毛泽
东的社员沾光座了普通席，但是有人已经永远享不到这份福气了。〖注２〗

　　这一年，潘兆清，郑功瑶夫妇数喜临门。五月，以先进地区支援落后地区干
部的名义，潘兆清升任华阳县委书记。六月，郑功瑶升任郫县县委常委。

　　这一年，郫县干部官运亨通，八月，刘致台升任温江地委副书记，高义禄任
县委第一书记。

　　这一年，李井泉登上他政治生涯的顶峰，年底重建中共中央西南局，李井泉
任第一书记。

　　这一年，从合作化初期就在红光社蹲点的县委办公室主任王春莲不堪回首。
二十八岁尚未成婚的她停了月经，她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从红光管区第五生
产队步行十里回县城，叫醒县委食堂的炊事员，好心的炊事员总是能给她找出一
点可吃的东西，一碗粥，几个连麸的馍馍什么的，有一次她竟一口气吞下十个米
糠馍馍。吃完东西，又连夜赶回生产队，生怕别人知道。在那些黑夜里，她不怕
鬼，不担心歹徒袭击，最令她毛骨耸然的是横卧路旁的死人，冷不防就出现在面
前，有的还在嚅动呻吟，除了赶忙离开，她什么也不能做。

〖注１〗郫县到一九六Ｏ年二月最终接受并下拨了地委分的救济粮，比其它县晚
了两月。

〖注２〗本节资料来源：一，《中共温江地委工作组关于在郫县红光社红光管理
区贯彻中央紧急指示的报告》，一九六Ｏ年十二月。二，郫县县委整风整社工作
组：《郫县红光公社红光管区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和生产队的排队情况》，一九六
Ｏ年十二月十九日；《红光公社合兴分社整风整社工作第二阶段情况简报》，一
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三，温江地委组织部：《郫县红光公社干部问题调查记
录》一九六一年一至十二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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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产猪狗的“奇技淫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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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猪狗的“奇技淫巧”


当今有权的人靠权赚钱，无权的人靠花钱买路子，民间流传的顺
口溜说：“用我手中的钱，买你手中的权，靠你行方便，我好赚
大钱”。钱权交易相互促进，愈演愈烈，贿赂公行。每年国税流
失近千亿元，相当一部分是买通税务人员偷税漏税造成的；从银
行获取贷款送回扣，已是公开的秘密；收受礼金、吃喝之风在国
家机关盛行，不接受者反被认为不近人情。如今不仅是下面给上
面送礼金，同级别机关办事也要送，不送寸步难行。

　　从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的数字来看，过去数千元可称“大案
”，现在成百万、上千万，甚至数亿元者亦屡见不鲜，而这只是
冰山的一角，尚未追究查办者不知又多少，绝大部分干部的工资
不高，皆在年薪数千元，高者不过上万，但很多人却有数十万、
数百万的家财，如果认真清理其来源，还不知要清出多少贪官污
吏。

　　中国的腐败者们不断翻出新花样，细细考察一番，当前又有
几个新特点：

　　挥金如土，崇尚豪华

　　新一轮腐败表现多样化，官员们一方面追逐金钱，另一方面
崇尚奢华，带动整个社会的奢侈之风，最为突出的是集团消费急
剧膨胀，公费吃喝、公款旅游惊人。

　　近年来，集团消费尤以小汽车、移动电话、无线传呼机的购
买量上升最快，有的官员连进口的“蓝鸟”也不愿坐，专要高档
豪华的“奔驰”、“宝马”。东北某省半年时间内购小汽车的钱
竟达全省年财政收入的１０％。各种进口小汽车在全国的大中城
市穿梭往行，社会上的口号是：没钱靠借款，也不坐“国产”。
由于竞相追逐进口车，走私车生意因而红火。

　　据统计，全国每年仅公款吃喝、旅游消费就超过一千亿，实
际远远超过这个数目。吃喝之风下，不少酒店餐馆推出“豪门宴
”大赚其钱，广州甚至玩出“黄金宴”的新招，用２４Ｋ黄金打
成万分之一毫米的金箔加入菜肴食用，这种“黄金宴”在一个月
内竟然售出一百多席。在公款旅游的浪费上，北方某省不到半年
就派出六十六个公费旅游团。不仅以考察团为名的公费旅游盛行
，单位头头还可以从垄断境外旅游的公司获得大笔回扣，某市建
委主任组织系统内房地产公司赴南韩考察，一次即轻而易举得回
扣近十万元，旅游公司为其避嫌，连收条都不用他打。

　　如果要评选中国官场的第一“赌神”，非马向东莫属——沈
阳市常务副市长，他一夜成名，创下了贪官另一项“腐败纪录”
，狂赌：９９年６月底马向东到澳门豪赌，一夜之内就输掉三千
六百万港币，还面不改色心不跳，据调查，他澳门赌场两年累计
输掉近四千万元人民币。辽宁锦州市开发区公安分局副局长赵国
利，上任半年多，贪污受贿额高达二千二十多万元，平均每天鲸
吞十万多元。

　　腐败分子一旦敛获钱财，就转而挥霍无度。辽宁东方证券公
司综合业务部经理黄振江携带巨款潜逃哈尔滨两年，其间包了一
个小姐，每星期支付对方七万元。海口市振东城市信用社会计吴
乾福，８个月鲸吞公款七百二十万元，送情妇礼品出手就是五万
，聚赌出手就是二十万、三十万，还用两百万一次购买了四辆豪
华轿车，组成车队招摇过市、兜风摆阔。深圳市沙井信用社主任
邓宝驹，不到三年挪用、侵吞公款近两亿四千万元，一人坐拥四
个情妇，仅在第四情妇身上就花费一千八百四十万元，他出入豪
宅、乘坐名车，有大量的钻石名表，在香港赌马一次就输掉三百
多万元港币。

　　扫黄创收，繁荣娼盛

　　东北某省的一次党代会上，有的代表对城乡市镇“美女云集
”的现象提出批评，省委书记的答复竟然是：“不要只看到消极
的一面，没有她们在各个角落活跃，外国游客和投资者还会来吗
？”而今，大大小小的城市里，所有的卡拉ＯＫ厅、歌舞厅、咖
啡厅、酒吧，几乎没有一家不搞“时装表演”的，此类“表演”
无一例外是“透明三点式，披块花手绢”，而这个发明者居然还
是沈阳市的原公安局长，因为他是某间歌舞厅三个秘密合资者之
一，如今已因索贿受贿罪而锒铛入狱，其索贿受贿的金额创下了
建国以来中国公安战线的最高纪录。

　　几年前在东北辽西地区发生一桩震惊全国的所谓“扫黄”案
，阜新市公安局局长毛景祥及其领导下的公安局、各分局、派出
所，为“创收”开展规模浩大的“扫黄”运动，公安人员与三陪
小姐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即“培养妓女勾色鬼，公安出面抓嫖
客”，内部规定抓一个嫖客罚款五千元，小姐举报一个嫖客奖励
二千元；有的公安干警甚至指使自己的妻子和姐姐妹妹当小姐“
勾引”嫖客给自己抓，自然是大量的冤假错案。当年出现的奇怪
现象时，阜新市公安局扫黄工作“成绩”最大，创收最多，然而
阜新的“小姐”们也越来越多，一时“阜新小姐”名扬全国，辽
宁省曾有一段民谣：“阜新车站大楼外，拉客小姐一排排，假若
小姐不出来，警察财路哪里来？”一场劫掠下来，金钱堆成了山
，冤案也堆成了山。虽然“扫黄”运动上缴国家财三亿多元人民
币，但是比这个数字更多的金钱却揣进了腐败分子们个人腰包。
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而且贫穷落后的中西部
地区，一点都不逊色于东南沿海的发达地区。

　　买官卖官，购销两旺

　　“卖官鬻爵”已经“被纳入了市场经济轨道”，有些地方发
展到明码标价的地步，其“市场交易”方式多为先将钱财拱手送
上，而后等待官爵。能够直接向一把手购买，保险系数最大。以
走私猖獗而闻名全国的华南西部重镇湛江，想买官如同到农贸市
场买菜一样方便，你“舍得孩子就能套得住狼，出得起价钱就买
得了官”，几十万买个科级，上百万买个处级，哪怕只花十来万
，也能弄个公安民警干干。

　　１９９７年末，广东乳源瑶族自治县和揭阳市普宁华侨管理
区被揭出一桩“卖官案”：个体户蔡登辉用了四十三万元，在短
短一个月里完成入党、招工、转干、定级、提拔等一系列手续，
摇身一变成为县经委正科级副主任，随后又迅速调入普宁华侨管
理区，坐上了区财贸办主任、区政法委书记的交椅。山西有个“
九品县令”王虎林，在中国官场中创下了一项“世界纪录”：短
短一个月内就卖官鬻爵、“突击批发”官帽二百七十八顶，他刚
刚当上山西省长治市委常委（厅级）几个月便阴沟翻船。

　　河南安阳也是一个卖官鬻爵的“重灾区”，先后出了两任腐
败市长，皆因卖官鬻爵琅铛入狱。９１年的副市长朱振江，受贿
后协助行贿者提拔升迁十八人，受贿款额二百二十三万余元；９
４年杨善修升任安阳市市长，卖官行径到了明码标价、来者不拒
的地步，共受贿人民币三百三十九万元，美金三千三百元，受贿
后提拔干部十八起；后来此地又出了一起轰动全国的“卖官第一
案”——滑县原县委书记王新康卖官鬻爵案。卖官鬻爵这种丑恶
现象，目前大有由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转化的迹相，从贪官手中
买来的“官”，必定也是贪官，不少人一旦官爵到手，便迫不及
待“捞回本钱”。

　　安排退路，巧取豪夺

　　当官“很累”，一是要上下左右应酬，为升迁寻找“护身符
”，没有钱办不成事。官场几年一换，竞争厉害，于是比着赛花
钱，腐败官员们在这种事上花钱有很多门道，不是圈外老百姓能
晓得个中奥妙的；二是官员要为自己的退路早做打算，知道提拨
无望，就忙着谋退路了。退路就是捞钱，没钱也就没有退路。当
官可以用权当钱使，无官无权了，钱就可以换权来使。这种常常
让他们铤而走险。

　　捞钱的办法很多，给自己老婆、孩子及亲属批项目、批贷款
、批紧俏物资、批土地、创办个公司、安排个职位，等等。大大
小小的官员们为找退路，均使出看家本事，无奇不有，陕西铜川
市就有一件“奇闻”：铜川市郊区人事劳动局局长陈某，为其年
仅１４岁的儿子办理“招工”手续到市纺织厂，但陈子并未去该
厂上班，不久陈又将其子调入郊区工商局领导干部岗位，还去陕
西工商学院脱产学习两年，获得大专文凭，接着又调入郊区技术
监督局，最后在乡镇换届时，又被“驯任为郊区高楼河乡副乡长
。

　　有一大批干部是临近退休时走上犯罪道路的，很多人步入老
年，存在“付出多、得到少”的心理，有的感叹世态炎凉、人情
淡薄，临到最后一班岗，不捞白不捞。五十九岁的广东东莞市打
私办主任王兆才，在临退休的前两个月，疯狂索贿赂受贿，索取
和收受走私分子金钱共计人民币９５万元、港币十三万元。上海
宝钢集团开发总公司原总经理赵超，“看到已退休的许多同志因
消费指数上升，生活水平在下降，于是才想到了自己”，因而萌
生“不如趁有权的时侯多赚点钱防老”的想法，大肆收受贿赂。
这种退休前紧捞一把的现象，被称为“五九现象”和“最后的疯
狂”。

　　夫唱妇随，沆瀣一气

　　夫妻“同气相求”、共同索贿，乃是腐败一大特色，广东阳
春市市委书记严文耀及其妻刘经梅就是一对“典范”，严指使副
市长杨启周等密谋杀害市长，东窗事发，严妻银行行长刘经梅被
查出大肆贪污受贿，并有超过五百万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夫妇
均被判刑，震惊全国。

　　海南省最年轻的市委书记、东方市市委书记戚火贵及其妻子
，也是东方市中国银行支行行长符荣英，五年里二人索贿受贿人
民币一千二百十七万元，以及大量美元、港币、新加坡元、马来
币、金项链、金手链、金戒指、金手镯、金条、黄金、金耳环等
等，另外还有超过一千多万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戚火贵被判
死刑，符荣英被判有期徒刑十六年。

　　江西省鹰潭市原副市长魏时中本来廉洁，逢年过节带全家躲
在亲戚家，躲避送礼，但其妻侯水娥对丈夫拒贿非常不满，一再
煽动，最后夫妻双双入狱。原青海省人大副主任韩福才续娶了一
个年轻二十二岁的妻子马玉龙，对马百依百顺，一篇报道形容他
们“对于外财，他不敢收的，她敢；他不便收的，她方便”，结
果也是双双入狱。这类腐败夫妻如今俯拾即是。

　　舔犊护子，移民海外

　　苏联解体、东欧变色之后，中央大肆宣传所谓“失权的悲惨
”，令党员干部皆担心自身处境，不但及时享乐，而且是“此身
已矣，子女何堪”，要为他们设想，除了放胆搂钱，新的时髦是
笼络、接触海外人士，签订“丧权辱国”协定，让外商得利，以
换取子女出国，也可把搂到手的钱迅速转移海外，建立紧急状态
时的避风港。目前许多高干都有一本用三十万到一百万人民币买
到手的外国护照，一旦需要，他们便会亮出“外宾”的身份“返
回”自己买来的那个“祖国”去。出去之前，党员干部特别是高
级干部，也是拼命捞足，为留学海外的子女提供生活费用。

　　某市外贸系统一干部对外商收贿让利，事发被审查，然而主
持审查他的某书记，也有二女一男在外国“留学”，于是他就当
场质问这位书记：“您的工资不到一千元，在海外也没亲属，您
的子女又不打工，他们的生活费哪儿来的？”那位书记当场汗都
出来了。

　　腐败干部，跻身“大款”

　　目前中国已产生了一批“新富”和“新贵”，据国家计委“
城镇居民个人收入分配状况典型调查课题组”首次在全国进行的
一次大规模调查中发现，当前经济收入最高的富裕者群体，主要
是由七类人员所组成：１、股票证券经营中的获利者；２、部分
个体工商户；３、部分私营企业主；４、部分歌星、影星、舞星
；５、部分公司的负责人；６、部分经营者与承包者；７、部分
“三资”企业中中方管理人员；８、部分专业人才……。以上人
员，即是今日的“大哥大”阶层，囊括了当今中国经济收入最高
的富裕群体。

　　这里尚没有将腐败干部列入收入最高的富裕群体中。但有相
当数量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收入亦颇丰裕，
其居所之豪华、生活之阔绰、出手之铺张、行事之挥霍，都俨然
“大款”，但他们的工资性收入都不高，花销的多是公款，巨额
财富几乎都是来自于权钱交易、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
，一旦东窗事发便统统化为乌有，须“上缴国库”，故这部分人
员的“隐秘性高收入”还属于战战兢兢、提心吊胆的“虚假繁荣
”，然而，他们却又是实实在在的富裕群体。

　　实权人物，“红帽”现象

　　腐败现象主要发生在掌握人、财、物和经济管理部门的少数
当权者身上，被称为“实权人物”，并且是越来越集中在少数“
实权人物”身上的趋势，但这些“身居要职”者腐败起来“隐而
不露”。“实权人物”进行各种“曲线交易”，今天我利用你手
中的权力，帮我办事，给你好处，明天你利用我手中的权力，帮
你解决问题，给我“酬谢”，如此“投桃报李”，是实实在在的
“双赢”局面。

　　不但如此，他们还即当婊子，又立牌坊。这种“伪君子”比
“真小人”可要坏上几千倍。１９９６年年初爆发的山东泰安市
委书记等七名领导干部走私、贪污、行贿、杀人灭口大案，引起
全国震动，这个案件的几个特征令人吃惊：一是党委一班人集体
犯罪；二是涉及上至中央、省，下至公安、银行、企业的党政官
员数百人，犯罪人的亲缘关系连及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秘书
、某省人大副主任等人；三是腐败分子长期被上级党委负责人视
为“先进典型”、“有改革开拓能力”、“优秀的后备干部”、
“开拓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被中央、省的报刊广为宣传
，并已内定为省级负责人、“为中央输送的干部”的人眩

　　１９９９年，在闻名全国，曾被传媒鼓吹为“廉政南山”、
“文化南山”，并被评为“全国文化先进区”、“全国廉政建设
模范区”的深圳南山区五套领导班子，一下子就垮掉了三套：区
委书记、区长、区人大主任相继翻身落马，而区长何初本居然还
是一名以写反腐败文章、提倡廉政建设而著称的“杂文家”，在
“杂文”中经常引用“廉者常乐无穷，贪者常虞不足”的古语，
深圳海天出版社还出版了他一本厚厚的杂文集《咏竹》，他以竹
的精神比喻自己为官及做人的“廉政为民”及“高风亮节”；此
外区委书记虞德海也曾被捧为“公而忘私”、“廉洁奉公”的“
模范”人物，其“俭朴的生活”和“忘我的拼搏精神”，使他成
了“特区廉政建设”的风云人物，名气响遍全国。

　　这种现象俗称“红帽子现象”，全国大有人在。安阳市纺织
工业总公司总经理胡安沈曾被授予省劳动模范、省优秀青年厂长
、省市优秀经营管理者、市十佳青年、市十大新闻人物，就是在
这顶顶红帽子下，他受贿一百十六万、贪污六十一万、挪用公款
三十余万元，另有四十八万元来源不明。吉林省总工会原副主席
薛景文曾获全国十大优秀青年企业家、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吉林省特等劳模等荣誉称号，是八十年
代中期全国著名的新闻人物，也因鲸吞公款，收受贿赂被判处无
期徒刑。

　　蛇鼠一窝，前仆后继

　　近年来的腐败案件，都是一挖就一窝，一扫就一片，令人瞠
目结舌。朱容基对湛江特大走私案的评价是：“湛江烂透了，走
私分子已经指挥了我们的党政军１此案系境内外黑社会分子走私
数百亿黑钱，公然收买大小官员，上至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湛
江市委书记陈同庆，有三百多名党政官员翻身落马。

　　山东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受贿一案，拖泥带水牵出大大小
小二百多贪官污吏、十五起特大腐败要案。哈尔滨市国贸城总经
理张庭贪污受贿一案，牵出该市常务副市长朱胜文在内的一大批
贪官污吏，其中厅级七人，处级十三人，共有六十七人被追究刑
事责任。辽宁昌图县粮食局局长桂秉权腐败案所涉及党政领导人
数多达四百十二人。

　　江苏常州高新技术开发区变频器厂厂长朱超腐败案，可谓案
中有案、案外有案，就象桦树皮一样，剥了一层又一层，涉及党
政领导干部之多，令人惊异。广西玉林市市委书记李乘龙受贿一
案更为离奇：李乘龙大肆索取贿赂，拥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共
计一千六百余万元，号称“广西第一贪”，此案直接牵出玉林地
区的前后三任地委书记。

　　轰动全国的特大窝案串案，还有重庆綦江虹桥垮塌案，北京
西客站“豆腐渣”工程案，被称作“涪陵硕鼠”的四川涪陵市委
书记赵甫安贪污受贿案，浙江钱塘江“豆腐渣”工程案，广西合
浦的“腐败一条街”案，等等，等等。

　　买凶杀官，扫清仕途

　　人们不得不惊叹世道官场的“现代化更新速度之快”，原来
只要“投上所好，逢应拍马”、“贿赂上层，理顺关系”、大不
了“敢下本钱，花钱买官”这三大“法宝”就能畅行无阻、步步
高升，如今这种“老土”的做法已远远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趋势了
，新的捷径是“官杀官”。

　　为扫清自己“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江西省安义县县长
陈锦云勾结黑社会势力，亲自策划、指使他人开车撞击县委书记
胡次乾，雇佣杀手干掉县委副书记万先勇，导演了两起的“官杀
官”大案。

　　广东阳春１９９７年４月一夜之间闻名全国，也是发生一起
“买凶谋杀市长案”。阳春市常务副市长杨启周、市财贸办副主
任、食品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林启菊，以五十万元向黑社
会杀手“买下”市长曾威斌的人头，并许诺事成之后另送杀手一
幢别墅和一辆三菱吉普。但是他们背后的元凶，正是市委书记严
文耀。“严文耀特大腐败案”被揭穿后，又查出一大批腐败犯罪
分子。

　　以“砍头开道”的“官杀官”丑剧，近年来愈演愈烈。河南
省新乡县烟草局副局长及其女儿雇请“杀手”，将局长一家五口
“满门抄斩”；海南省琼山市一副市长雇人枪杀教育局长；福建
省环保局副局长谋杀正局长……。

　　东北辽西地区还有一桩“谋杀纪检干部案件”：素有“关东
警霸”之称的阜新市公安局局长毛景祥（公安部全国通缉要犯，
现在逃）腐败败露后潜逃，“毛家军”的余孽和爪牙制订计划、
买通杀手，将市纪检会干部陈明刺死，刺客竟是系狱的在押犯人
赵天祥、曾祥前，二凶手由阜新市公安局内的“毛家军”爪牙放
出监狱去杀人。

　　辽宁抚顺县委书记李显英因清政廉洁，９９年３月２６日被
人从背后开枪打死，主犯就是县司法局副局长张永清，此人原是
县公安局副局长，因被调任司法局，“肥差”变成了“瘦差”，
对李显英怀恨在心，决心“复仇”，于是找了个刑满释放分子守
在李显英家楼下，将县委书记给“灭”了。

　　腐化——腐败——腐朽

　　那么，如何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呢？朱容基说：“从中央
做起１，江泽民说：“动真格的１，但中国老百姓都明白，如今
的反腐败“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下级党组织、一般党员都不
理睬中央的号召，便什么也反不掉。现在恰恰是党内指挥失灵。
党和政府也看到了“党将不党，国将不国”，民主党派的某些头
面人物也发出警告：“在中国，没有人能打倒共产党，但是，共
产党很可能被共产党自己打倒。”

　　稍稍懂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朝代的更替、帝室的兴亡，大抵沿
着一条叫做“三腐路线”发展的。统治者开始腐化，追求“天下
财富俱为我用，世上黎民均为我仆”，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就
从腐化转向了腐败；进入了腐败阶段，就象雪球滚到了半山腰，
刹也刹不住了，只有滚至涧底摔成粉末才能罢休。这时，不论是
统治阶层中人，还是小民百姓，关心的就不再是如何遏制雪球的
滚动，而是如何利用最后时机大捞一把，安排好自己的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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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陆改革二十年流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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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８：泡图书馆　那是一个疯狂求知的年代，无数的好学青年把他
们几乎全部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图书馆里，没有任何一家图书馆能有足够的
书籍和座位提供给这些执著的求知者，每天开馆前图书馆门前排起的人龙比
当年任何一支购物的队伍都要长。对于每周有近２５　４个小时泡在图书馆
里的青年来说，读书、做笔记、思考是他们觉得惟一值得去做的事情，以至
于当时最火的小说家刘心武在他的小说《爱情的位置》中也不得不将男女主
人公的约会地点定在了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偶尔从书本上移开的目光是他们
交流的惟一语言。 

　　１９７９：交谊舞、喇叭裤　冲破了思想禁锢的中国人急急忙忙尝试新
生活的滋味，被禁了至少十年的交谊舞又回来了。那一年，许多单位在工会
的组织下，开始举办周末或假日舞会，虽说老舞伴容易找，但舞步却因荒疏
多年而有些生硬了。许多场合都能听到交流经验、探讨舞技兴致勃勃的谈话
。没有人可以交流的时候，则是抱着椅子模拟操练；同年，喇叭裤的大量出
现和快速流行则多少出人意料也让很多人看不惯，穿喇叭裤、留长头发的年
轻人使人觉得有些不太正经。但透过该不该穿喇叭裤的争论，人们看到了在
新的时代尊重个性、尊重自我选择的重要性。 

　　１９８０：学外语、台湾校园歌曲　这一年卖得最火的书中肯定有《英
语９００句》。刚刚开放不到两年的中国对外语人才的需求事实上比想象的
要少得多，但一种强烈的求知欲和睁开眼看世界的愿望，驱使着人们如饥似
渴地学习外语。书店里的外语书很少但都很好卖，电视上的外语教学节目很
枯燥但收视率却很高——这一状况直到１９８２年《Ｆｏｌｌｏｗｍｅ》（
跟我学）节目在中央电视台出现才有所改观；要学习也要娱乐，虽然，李谷
一在一曲《乡恋》中使用了气声唱法让有些人直起鸡皮疙瘩，但人们至少从
这一年２月评出的１５首优秀歌曲中知道了流行歌曲也并非全是“靡靡之音
”。这一时期，《外婆的澎湖湾》、《童年》、《兰花草》等台湾校园歌曲
被人们挂在嘴边传唱，其轻松、欢快、幽默和一点点感伤都让人们耳目一新
。 

　　１９８１：迪斯科、美学　１９８１年１１月的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
中国女排的姑娘们成了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同年迅速流行的迪斯科音乐节
拍带给人们强烈的感官刺激。这种节奏感极强的黑人音乐在中国的年轻人当
中极有市场，至少在中国的摇滚出现并被广泛接受以前，迪斯科事实上是年
轻人内心压抑或郁闷情绪的间接的爆发和直接的释放；更有上进心的青年一
窝蜂地开始研究美学，到处都能听到有关“美的本质”问题的业余高论，不
少从国外来中国讲学的很惊异地发现枯燥的美学讲座竟会有成百上千的听众
。虽然人们很快就发现，美学跟他们实际上热爱的艺术不是一回事而移情别
恋的时候，美学家们在这一年已经尽享荣耀。 

　　１９８２：写诗　经过了数年艰苦而顽强的争论，到了１９８２年前后
，朦胧诗已经取得了在诗坛上的“合法”地位并迅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
以北岛、顾城、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人也迅速成为最受公众崇拜的人物。在
这个抒情的年代里，写诗成了一件流行、风雅而高尚的事情，有年轻人的地
方就会有诗社，以至于发生过几桩无良青年以诗人的名义行骗的事件　主要
的受害者是喜爱文学的女青年　。《诗刊》、《飞天》等杂志非常抢手，而
很多年轻人手头都会有精美的笔记本专门用来抄喜爱的诗歌。写诗到了８０
年代后期已不时髦了，说一个人是诗人不是在夸而是在骂他。１９９０年汪
国真因为《年轻的思绪》、《年轻的心》等三本诗集成为了最后一个因写诗
而获得荣耀的人。但同时又因小感伤小哲理而遭人唾弃。１９８２年一去不
返。 

　　１９８３：武打、《读者文摘》　自从１９８１年《少林寺》火爆神州
，１９８２年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始风靡之后，中国人对舞拳弄棍的兴趣与日
剧增。１９８３年，随着由香港亚洲电视台录制、广东电视台配音译制的《
霍元甲》在各地电视台播放，该剧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以及霍大侠
的”迷踪拳”一下子红遍了大江南北，即便是偏远的内地，也能看到年轻后
生嘴里哼着蹩脚的粤语，手脚比划着霍师傅招式；与这种尚武之风相映成趣
的是，经过了一年多的起步发展，西北地区一本温情脉脉的杂志《读者文摘
》　现改名《读者》　在这一年脱颖而出，成了当时中国风靡一时的杂志。
这本充满了大自然抗争、父母子女亲情、名言谚语的励志读物，无条件地征
服了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的大读者群。十多年后的今天，它已成为中
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而昔日的“读者”现在回想起当时的狂热不免暗
叫一声惭愧。 

　　１９８４：春节晚会　当年的春节晚会是中央电视台最成功的一次大型
节日晚会，在这次晚会上，第一次邀请了海外的歌星来内地表演，张明敏的
《我的中国心》、奚秀兰的《阿里山的姑娘》因此红极一时。从此，每年除
夕夜４个多小时的春节晚会成为过春节的一项最重要的内容，港台歌星、小
品、综艺晚会在全国范围内受到关注。 

　　１９８５：生猛海鲜　南方经济崛起的一个征兆就是粤菜酒楼开遍全国
，家家打出的招牌都是“生猛海鲜每日空运”，吃粤菜成为时尚，因为它档
次高、服务好，很符合先富起来的万元户显富摆谱儿的心理，又能体现人们
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珠三角的老板们爱饮洋酒以
抬身价，所以“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的广告语，也随生猛海鲜一起风
靡全国。生猛海鲜拉动了近２０年来第一次高消费的饮食潮，但用公款爆撮
生猛海鲜大受抨击后，生猛海鲜淡出，“四菜一汤”当道，不过有名无实，
很快也被遗忘。 

　　１９８６：琼瑶、三毛　琼瑶在这一年出尽了风头，至少有２０个以上
的出版社同时出版了这位台湾女作家的言情小说，而后根据她的小说改编而
成的电影在各地录像厅里几乎场场爆棚。这时，人们早已对一把鼻涕一把泪
的“痕文学”嗤之以鼻，却没想到还会为琼瑶的浪漫故事流眼泪。学者们说
这是因为这些故事中有中国人以前缺的真情，但俗世中的男男女女想得更多
的还是怎样把自己装扮成像秦汉、林青霞一样的白马王子和小家碧玉。另外
一些对琼瑶不“感冒”的年轻人则转向了同样浪漫又不乏潇洒的三毛，人们
迷恋她书中的爱情故事和异域风情，没有一个人像马中欣一样去怀疑真假。 

　　１９８７：下海　这一年的时尚五花八门，有人玩呼拉圈玩出了吉尼斯
世界纪录，有人迷费翔迷得不思茶饭，还有人模仿着美国人跳“霹雳”。但
更具意义的时尚是经商，“下海”一词一出现便广泛流行，体制外的诱惑越
来越大，业余商人也越来越多，皮包公司满天飞，街坊邻居一碰面张口就是
“钢材”、“化肥”、“车皮”，停薪留职的人很让人羡慕，一出单位就成
了经理，但真正弄到钱的还是少数人。 

　　１９８８：人体、侃大山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首都国际机场候机大厅
壁画上那几个裸女曾经引发出超出人体本身的震撼力。九年后的１９８８年
１２月，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首次油画人体大展，成千上万的参观者（日
平均观众超过１　２万）使平日清静的艺术宫殿变得像个大集市，虽说真正
的好戏还在后面，模特儿与画院之间的纠纷闹得沸沸扬扬，但如果人们没有
对人体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兴趣，你们自家的那点事谁会搭理。与此同时，这
一年因为王朔小说的流行而渐成时尚的“侃”反映的则是一种玩世的社会心
态。一部分人穿着“文化衫”招摇过市，而更多的人则沉溺于“侃大山”的
言语快感之中。种种烦恼、郁闷都在这种亦庄亦谐的调侃中得到了释放。 

　　１９８９：摇滚　３年前以一首《一无所有》拉开中国摇滚帷幕的崔健
这一年在伦敦获得了首届亚洲流行音乐大奖。３月，崔健在北京展览剧场举
办了他的首场摇滚音乐会“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他的第一张同名个人专辑
随即出版发行。随着众多摇滚乐队浮出水面，中国的摇滚音乐显示了它巨大
的力量。这一年，人们开始鄙视港台流行歌曲的媚俗，他们一提起崔健，陌
生人也成了知音。 

　　１９９０：婚姻危机　前些年风风火火瞎折腾，到如今回到家里关起门
过小日子却发现也不容易。这一年中国的离婚率首次突破１０％达到了１０
　２％，而在１０年前这个数字却是１　２％。离婚大军以平均一年一个百
分点的幅度在增加，于是居然出现了这样的说法：“结婚是典型错误，离婚
是幡然醒悟，再婚是执迷不悟，不婚是大彻大悟”。 

　　１９９１：卡拉ＯＫ　这一年７月广州冒出了第一家夜总会“金嗓子”
，刚刚侃完大山的人们以开始齐齐扯起嗓子唱起卡拉ＯＫ来了。那时的高档
歌舞厅和酒楼引亢高歌绝对是大款的标志。七八年过去，这一由日本人发明
的娱乐方兴未艾。 

　　１９９２：炒股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沪市开业和１９９１年７月深市挂
牌。几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比“杨百万”差。金钱热力四射，股民们激情
万丈，股市的大涨大跌对应着人生的大喜大悲，虽然８月份的深圳股市骚乱
让年轻的中国股市付出了成长的代价，但股民们发现，他们被套牢的已不是
他们投进去的那点小钱而是他们的全部欲望。这一年的每一种时尚几乎都可
圈可点。当年“上岸”的弄潮儿晒干了裤腿以后又下海了，越来越忙的人们
丢下一句“有事Ｃａｌｌ我”就不见了。一些人重新翻出了当年的大学课本
，“考研”不是为了深造而是提高身价好去南方发展。老板们一只手带着大
包现金去南方做买卖，另一只手也没闲着，紧紧攥着的是重达近１公斤的“
大哥大”。 

　　１９９３：《东方时空》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年中央电视台开播的《
东方时空飞羁占洹肪够嵫苌鲆还墒鄙谐绷鳌Ｓ谑窃谡庖荒昀　∧阒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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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４：刷卡　刷卡从年初各大媒体几乎同时发出的“轿车何时进入
百姓家庭”这一提问来看，这一年的消费时尚肯定会持续走高，果然，到了
１０月，上海市的第一张百货购物信用卡在上海经一百货股份有限公司隆重
推出，其中上海工商行发行的１千元卡可以适当透支，中国各专业银行自１
９８７年信用卡发行以来的总发卡数已超过５００万张。先富起来的老板和
领导潮流的白领人士率先享用了这些先进的金融支会工具，一时间，“刷卡
”之风极为盛行，“潇洒刷一回”，真的派头十足。 

　　１９９５：婚纱影楼　婚纱影楼虽说人们对婚姻越来越缺乏信心，但并
不妨碍他们像着了魔似的往婚纱影楼里跑。２０００至９０００元不等的婚
纱摄影照让很多看上去并不是很美的婚姻也显得魅力四射，光艳照人。有了
钱的中国人花钱的理由是不要亏待自己，终身大事不可马虎的具体表现则是
花大钱包装婚姻。最早的婚纱影楼出现在１９８５年前后，十年后近乎疯狂
地横扫中国的大小市县，看上去还真有点像是个灰姑娘童话的现代版。 

　　１９９６：说不、传销　比任何时尚都具有炒作特征的《中国可以说不
》一书，在这一年，比任何时尚都流行。与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的种种时
尚的叛逆倾向不同，说“不”这一时尚炒作之所以有一种大手笔的感觉是因
为它走的竟是一条国际化的路线。说“不”的做法一流行，矫情的挑战姿态
赢得的一概是满堂喝彩，甭管你是对谁说“不”。但对于钱，人们决不轻意
说“不”，被称为“本世纪最后一次发财机会”的传销产生了空前的号召力
。从当年的股票总动员到这一年的传销大串连，中国人玩不转钞票就来玩“
信用”——这一回老本都贴上了。幸亏两年后政府的一纸命令断了人们的荒
唐念头，否则真得光着屁股进入２１世纪了。现在回头一想，这真是太残酷
的时尚。 

　　１９９７：怀旧　１９９７年的时尚充满了一种古色古香的陈旧气息，
山东画报出版社印了几本《老照片》，一不小心火了起来，不久就再版，到
现在还在继续下去。一时间现实而功利的中国人变得很怀旧、很感伤、很有
历史沧桑感了，就连已经走在中国最前沿的上海人也对３０年代的海上旧梦
沉迷不已，大发怀旧雅兴。老照片之外，还有老唱片、老房子、老新闻、老
家具、老电影、老情人……简直到了逢老必火的热度。可下世纪不也就是这
一世纪的自然延续吗？ 

　　１９９８：上网、洗脚、手机　这一年最流行的当然是风风火火闯九州
了，也有人不愿意出门，因为他们觉得网上的世界更精彩。在这一年，上网
的人数以超过３００％的速度狂增，中国网民总数到年底已达２１０万。 

　　同时“沐足”似乎一夜之间热遍全国，但很多人还没有充分享受到中药
慢条斯理的疗效，“沐足”又一夜之间全部关门大吉，不是不让洗脚，而是
有人洗脚之意不在脚。 

　　手机这种以前是有钱人身份象征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回了，从街边扫地的
阿伯到身穿校服的学生妹都会从兜儿里拿出不同型号的手机来。每家手机公
司在频频推出体积越来越小、功能越来越多的手机同时，却无法遏止手机的
价格越跌越低。 

　　１９９９：还珠格格　当年，一个不学无术、专门有恃无恐地惹事生非
的“小燕子”赵薇，凭着一双活泼精灵、到处乱转的大眼征服了几乎所有的
中国人。整个夏天，《还珠格格》铺天盖地地袭来，电视不厌其烦地重复灌
输，报纸孜孜不倦地追踪有关“格格”的一切，赵薇、林心如推出的写真、
唱片、回忆录、甚至情书都卖个满堂红，总之《还珠格格》从高高在上的皇
帝红到下面卑躬屈膝的婢女。“你昨晚看了没有？”几乎代替了“早上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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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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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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