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98/10/29 免费邮件号 NO.29 ------------------------------------------------------------ 天怒-中国反腐败观察网站 http://members.tripod.com/~Cora_2/ ------------------------------------------------------------ 收集整理 李永铭 blackpigeons@usa.net 法律顾问 检察官(失去联系) justice225@hotmail.com 宣传发行 苦冰 kubing@nettaxi.com 责任编辑 肥猫 feimao@mailexcite.com 小李飞刀 xiaolifeidao@mailexcite.com 天怒 jud@mindless.com 浪子 splayboy@usa.net 爱国者 chinese_patriot@hotmail.com 中国鹰派 订阅地址 princepigeon@usa.net 投稿地址 princepigeon@usa.net 　 过期索取 princepigeon@usa.net 每周两期 （因为部分朋友建议，缓慢频率，欢迎网友加入讨论） ================================================================ 卷首语：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无可奈何的声嘶力竭的呐喊 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向您推荐，收录于大嘴巴园地的 《大陆教育现状与民族危机》 作者：决定性因素 看了所有的数据，我们的心情宛如寒冰，以前我们只是觉得自己或者说是中国 人偶尔得了风寒，锻炼锻炼就好了，现在我们发现自己根本没有站立起来的能 力，而且这帮浑人还在继续毁着下一代，长歌当哭，寒夜几何，伤心痛处，血 泪成痕…………啊…………呜…………痛哉…………痛哉…………啊………… 呜…………呜…………我伤心啊！…………呜…………呜………… （舆论编辑部.1998） ----------------------------------------------------------------- 目录: 1. 舆论投诉（篇） 1.1 医生无德，士可忍，孰不可忍 一留法国学生 2. 公开观点（篇） 2.1 "长江三峡高永不可修"河床演变问题论证 黄万里 2.2 三峡工程的上马缺乏可靠的技术依据 清华大学博士 2.3 我们需要文学吗 浪子 2.4 钱字当头，物欲横流 多思 3. 推荐文章（篇） 3.1 共产党违法案（连载） 郭罗基 3.2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连载) 晏新明 4. 大嘴巴园地（篇） 4.1 大陆教育现状与民族危机 决定性因素 4.2 毛泽东是伟人还是罪人？ 读者 5. 炮火论坛（篇） ================================================================ 内容： 1. 舆论投诉 ---------------------------------------------------------------- 无处喊冤的舆论投诉公布 NO.01出租车被强抢，国法熟视无睹 投诉日期：98/05/24 No.02印尼华人遭屠杀蹂躏,我国政府当缩头乌龟 投诉日期：98/07/11 后续：一个充满谎言的政府，放纵凶手同时欺骗世界 投诉日期：98/10/16 No.03数百名妇女医疗事故,政府无动于衷 投诉日期：98/07/21 No.04人民子弟兵,动手打人民 投诉日期：98/07/24 No.05五粮液丑闻！官商蛇鼠一窝,谱写走私新曲 投诉日期：98/07/31 No.06中原油田卡车杀人，官警勾结，草芥人命 投诉日期：98/08/27 (受害人 吉宏伟 tel:03934490910 E-mail:xwh@public.zz.ha.cn) No.07卖花幼女惨遭摧残　局长庭长同流合污 投诉日期：98/09/27 No.08四名山东法官，淹死十岁儿童 投诉日期：98/09/27 No.09派出所所长乱枪扬威，无辜青年终身残疾 投诉日期：98/10/16 No.10非法的拘禁，无耻的欺骗 投诉日期：98/10/16 ---------------------------------------------------------------- 最新投诉 1.1 医生无德，士可忍，孰不可忍 一留法国学生 九一年我弟弟死了。他死得很年轻，仅仅三十一岁，那时我正在办他出国。事 情发生得很简单。一个星期六，我弟弟去帮他一个朋友搬家，搬完家在朋友家 吃晚饭，然后回家。那人家门口有三级台阶，没有路灯，我弟弟出来时脚下踩 空摔倒，后脑碰上硬物就昏迷了。这本来并不是什么特别大的意外事故，只要 及时抢救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他的朋友很快把他送到了昆明市一家设备很好的著名大医院：云大医院。那个 医院说：不付钱他们不抢救。不巧那天刚好是星期六，送我弟弟到医院的人只 知道我弟弟的单位，不知道我弟弟的家，而单位星期六已经没人，星期天单位 不上班。直到星期一，他们才与我弟弟的单位联系上，问到我妈的地址。我母 亲知道后，慌忙带上钱跑到医院。这时医院的医生检查了一下说：已经没气了， 根据我们医院的规定，不给抢救。然后医生就再也没有出现。 这时我弟弟的心脏还在强烈地跳动。他躺在医院的走廊里，我母亲守在傍边， 看见那些穿白大褂的医生在身边走来走去。就这样一直挨了三天，我弟弟的心 脏继续强烈地跳动着。从不信神的我妈忍不住了，急忙准备了香火，到据说是 昆明最灵的山上去求神。求完神回来后，我妈看到了我弟弟的身体动了动，激 动异常。但医生依然不理会。我知道我弟弟不愿死去，他用他的生命力在顽强 地抵抗着死神，等待着得救，而他却很不幸，能救他的人不要救他。他的心脏 坚持跳动了一个星期，终于坚持不动了，才停止了跳动。 现在的中国大陆，人心全被金钱腐蚀坏了。我十岁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 看见弟弟在门口哭，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有一个大小孩把他一个小玩具抢走了。 我是不能容忍有人欺负我弟弟的。我找到了那个小孩，叫他把抢走的玩具还给 我弟弟。他说他丢掉了。我问他丢到哪里？他把我引到三楼上，指着天井说： “从这里丢下去了。”当我爬上栏杆向下张望时，栏杆断了，人从三层楼上甩 下去，摔到青石板地面，把脑袋摔碎了 (医院诊断书这样写：面部粉碎性骨折， 严重脑震荡 )。当时没人相信我还能活，一个主治医生守了我一个星期，硬是 把我救活。那是发生在六十年代的事。而我弟弟，他只是从三级台阶、半米高 的高度上摔了一下，但他却不幸遇上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他就不能 活了。 我过去一直认为，中共内部的改革派比保守派好，那是只看表面现象得出的结 论。经过这几年在国外对中国更深入地思考，才看清楚了，中共改革派对中国 社会的危害远远大于保守派。保守派还只是做到了从国家制度上桎梏中华民 族，虽然不自由，但人心还不坏；而改革派却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引 进竞争机制"等政策与说教，从人心上在摧毁中华民族。过去制度虽然坏了， 但还保住了人，这个民族还有救，今天制度依然坏，人的善良也被摧毁了，现 在要救也难得多了。而且，如果中国人都变得只认钱，不顾别人，咬牙瞪眼的 去跟别人竞争利益，这个有十二亿人口的大民族，不要说中国人自己人人自危， 全世界都会受到中国的威胁。 我母亲是相当坚强的。我弟弟是我母亲从小最疼爱的孩子，他出事时我父亲病 重住院，我妈不敢告诉父亲，也怕影响我的学习，不敢跟我说，更不去跟医院 吵闹，就这样一个人静静地承受着巨大的精神打击。她是那种最忠诚的共产党 干部，从来不允许我们怀疑政府、攻击政府，更不允许我们接近或听信“反动” 言论。我弟弟的死，她明知是医院见死不救，但她是不会去找医院的麻烦的。 事后我在巴黎写好状纸寄给她，让她去跟医院打官司，但她从不给我回答。我 也明白她怕打官司，认为是很丢人的。 我弟弟的死，可能是他的命。但对医院来说，见死不救却是罪行。这类事件是 不应该让它再发生的，这场官司一定得打，这不仅是为我弟弟，也是为所有遭 此同样命运的人。我母亲不愿出面，只好由我这个做哥哥来替弟弟打。只是目 前我被打天下的任务缠身，身不由己，动弹不得，只好先国事，后家事。时间 的流逝并不能使罪行消失。五年、十年，总是要把这个理争回来。 读者加评：一代人道德的败坏要三代人才能改变过来 - 尧 ---------------------------------------------------------------- 2.公开观点（等待您的高见） 　 声明：欢迎任何观点，希望是观点对观点，不希望部分实权人物用拳头对观点。 　 ---------------------------------------------------------------- 上榜观点公布（前十名） NO.01建议同居合法化 <青海.卫华 98/5/06累计文章2篇> No.02老百姓怕派出所，派出所怕黑社会 <罗 生 98/5/09累计文章1篇> No.03如果铁妲尼号上全是中国人 <刘 生 98/5/09累计文章1篇> No.04光说有屁用 <少管闲事 98/5/11累计文章1篇> No.05关心农村的建设是城市的未来 <众小编 98/5/12累计文章1篇> No.06牲口也比这种人强 <勃然大怒 98/5/13累计文章1篇> No.07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性 <耶 人 98/5/31累计文章1篇> No.08请象用保险套一样看待政客 <浪 子 98/6/13累计文章1篇> No.09方励之当年是放屁 No.10看人脸色的中国政府歇歇吧 <网络论坛 98/6/24累计文章1篇> ------------------------------------------------------------------ 2.1 "长江三峡高永不可修"河床演变问题论证 黄万里 本文用演绎法逐步分析长江宜昌以上河床演变的问题，以论证三峡高坝永不 可修。这是拦河修坝可行性的首要问题：工程环境。其它四个问题是经济， 技术，社会和军事，容另文讨论。若文中所列任何一条论据不成立，则全文 结论不成立。 <1>长江宜昌以上各支流及重庆以上干流是属于减坡的河段 (degraded reach)，其所处流域长期间是处于被侵蚀的过程中。 <2>长江上游这段干支流的造床质全是砾卵石夹粗沙。江中时有泥沙悬浮， 但并不参与造床。把可跃可悬的泥沙作为河中底沙，而假定河床卵石固定不 动，这样做动床模型试验，是根本不合原体的，试验结果是无意义的。 <3>这段干支流既处于被侵蚀过程中，则沿程长距离间的多年平均卵石或泥 沙的年输沙量是向下游递增的。 但据水文站都江堰岷江多年平均卵石输移 量为200万吨每年，而重庆的据长办说只有27.7 万吨每年，宜昌只有75.8 万吨每年。前者汛期水流只有3至4米深，尚可在目睹下测到卵石输沙量； 而长江汛期水深40以上无法测到，后者所举之数皆不可靠。 <4>宜昌长江河床卵石输移即无法实测，但可以从上游小流域的实测资料按 流域面积比例综合起来，或移用小流域出口实测的悬沙和河床卵石年输移量 的比例关系于宜昌实测道的悬沙年输移量，以间接推算出宜昌的卵石年输移 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流 域 面 积 输 移 量 万吨/年 卵石单位面积输移量 沙石比 万km2 泥沙 卵石 吨/年.km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岷江都江堰以上 2.3 1,068 200 87 5.3:1 长江宜昌以上 100.0 64,100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采用同比，则宜昌长江卵石输移量卵石输移量＝６。４１／５。３１＝ １。２１亿吨/年。若采用单位面积输移量，则卵石输移量＝０。８７亿吨/ 年，两者近似，因汛期卵石测得的常少与实际的，故宜昌长江年卵石输移量 多年平均值可估定为１亿吨/年. <5>这个通过宜昌的多年平均长江卵石年输移量 １亿吨/年并非年年均匀地 滚动着的，比它大的出现机遇是５０％。若论十年一遇，百年一遇的输移量 将成倍增加，且可以在某年汛期一两次暴雨下出现，沉积在库尾，堵塞重庆 港。所以纵使这１亿吨改少为１／１０或１千万吨／年，也是难于及时清除 的。 <6>卵石沉积不仅堵塞港口，还将逐年向上游延伸，洪水时淹没江津合川等 城市。其量太大，无法及时捞起，于是只能炸坝。炸坝后由于两岸直壁高数 百米，石碴和历年沉积卵石只能用船运出抛弃在空圹上,其费不费，使整个 工程经济更不成立。 据此，可以断言：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 ------------------------------------------------------------------ 2.2 三峡工程的上马缺乏可靠的技术依据 清华大学博士 回答: 再论三峡工程一定会下马 由 叶向农 【注：】本文在洛杉矶＜＜国际日报＞＞和加拿大＜＜联谊通讯＞＞上发 表。在＜＜国际日报＞＞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叶向农按：】 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和从其它非[直接专业]技术的角度, 我 知道三峡工程是一个得不偿失的, 劳民伤财的, 祸国殃民的工程. 但苦 于对水利技术本身的生疏, 我一直不能对水利界专业人士的技术性论调 作出技术性的回答. 很高兴请季中先生出来作一个技术性的发言. 叶向 农 ９５／７／１８ 三峡工程的上马缺乏可靠的技术依据 季 中 95年7月16日 美国.华盛顿州 三峡水库的建设涉及到社会，交通，能源，水利，农业及生态各个方面。 而水利自然条件是水库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其草率上马必将导致国家财 力的巨大浪费。鉴于三门峡水库失败的教训，有必要对这方面研究的状况 及缺陷作一简扼的技术分析。 １。库内淤积过程的分析 水库建库之后淤积过程从根本上取决于流域产沙量的大小，三峡水库也不 例外。由于自然界的长期调整，河流的输沙往往处于动态平衡状态。水坝 将导致上游水位壅高，流速降低，使河床表面的泥沙运动减弱或停止，导 致库区的淤积。这种淤积是自然一种由建库引起的不平衡状态向新的平衡 状态调整的具体表现。 水库淤积一般始于库尾。建坝后库区河道水位抬高，水流动力作用降低， 泥沙运动将减弱或停止。然而流域产沙量并不因水库的存在而减少，河流 输沙不平衡状态将首先表现在库尾附近，使得上游源源不断随水流下泄的 泥沙首先在库尾淤积，使淤积部位的河床逐渐抬高。这里河床的抬高促使 河流作两方面的调整。其一是增加淤积部位下游库区河道的水面比降，以 促使那里水流动力增强，并使淤积部位进一步向库区扩展；其二是减少淤 积部位上游的水面比降，使那里水流动力降低，并使淤积部位进一步向库 尾上游蔓延。其结果是抬高淤积部位更上游的水位，使淤积部位循环往复 向上游进一步发展。如果河流在建坝前处于动态输沙平衡状态，这种作用 并不会因水库库区淤积达到平衡状态而停止，淤积将进一步向上游发展。 三门峡水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黄河三门峡水库上游支流渭河在三门峡 水库初次使用二十多年后的八十年代仍有河床逐渐抬高的迹象。 三峡水库与任何水库一样，都将经历类似的过程，而其演进的速度则直接 取决于流域产沙量。因此，水库建库之前河流输沙量以及流域产沙量的大 小，是水库淤积研究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２。 缺乏可靠的来沙资料 河流输沙量的大小是影响水库寿命的关键因素。根据泥沙运动按其颗粒运 动型式的不同，河流的输沙划分为推移质运动及悬移质运动。推移质泥沙 在水流动力作用下在河床表面作层移，滚动，及跳跃运动。悬移质泥沙悬 浮在流动的水中随水流一起运动。三峡工程建库之后上游水流挟带的几乎 全部泥沙都将被拦截在库区内。因此建库之前有必要对河流中这两种泥沙 输移的状况以及来源有充分的了解。这种了解有赖于野外实测资料。由于 天然河流的复杂性，水流量的测量误差仅能够控制在１５％以内。而输沙 量的测量误差能够控制在一个数量级以内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就目前的 研究状况，推移质输沙量还没有一种可靠的方法。因而很少有这方面可靠 的资料。 与黄河三门峡水库所异，长江三峡地处山区河流，以卵石及粗砂输移为主。 输沙量估算的正确与否直接取决于推移质运移的测量。由于实际测量上的 缺陷，这种研究必须借助于流域产沙资料及模型试验研究。流域产沙以流 域内水文站网的实测资料为据建立进入河流的沙量与所在流域地表因素的 关系，从而估计进入库区的沙量。由于长江流域的宽广，地表因素的复杂， 因此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可靠而且系统的资料及研究成果。 鉴于推移质输沙资料的缺乏和流域产沙量估算的不可靠，三峡这样一项巨 大工程的上马，在一个世纪内投资近千亿甚至超过千亿美元。对于中国这 样一个还不富裕的国家无疑将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在技术上缺乏根据的条 件下，仓促开工显然是不明智的。 ３。泥沙物理模型实验结果并不可靠 从根本上来讲，泥沙物理模型实验并不能用来确定泥沙来量。更不能作为 建坝的主要依椐。其作用仅限于在已知来水来沙条件作为前提下，研究淤 积过程的细节。但长江三峡工程建库之后淤积问题研究的主要依椐来自于 模型试验结果。因而有必要对这种研究方法作一个简要的分析。 模型与原型的几何相似是建立模型的基本准则。一般的工程制图，地图绘 制以及建筑物模型的制做，都是这种准则的具体应用。而对于河流来讲， 只满足几何相似准则并不能做到水流物理现象的相似。用一个缩小的河流 模型来模拟一条真实河流，保证模型与原型的几何完全相似并不能保证模 型与原型水流物理现象的相似，其中包括水流运动的相似及动力作用的相 似。现举一个简单的已知现象为例说明。设假用一个１厘米直径的园球于 １米高处下落来模拟一直径１米的园球于１００米高处下落。忽略空气阻 力，如要保证现象的几何相似，小球与大球应在相应的时间通过空中几何 相似的点，并在同一时间落地。根据物体的自由落体定律，这在地球上是 做不到的。这就必须时相似准则。即原型与模型的时间有不同的比尺。从 这里可以看出，引入几何相似和时间相似准则决定了时间和空间的比尺。 水流和泥沙的运动现象相对要复杂得多。除上述的几何相似和时间相似准 则之外，动力相似准则是建立模型必须满足的基本准则。就水流和泥沙模 型实验而言，动力相似主要包括重力，压力的相似以及阻力，粘滞力的相 似。由于水流和泥沙运动的复杂性，如果用水做为实验流体介质，从理论 上严格来讲模型与原型在几何上１：１才能做到物理现象的完全相似。也 就是说，水流模型实验要用不同比重，不同粘度的流体介质来做。 水流模型实验一般是建立在忽略粘性力的基础上用水来做为实验流体介质 的。这对一般有针对性的问题，在控制实验条件为发现或研究一个水流现 象下是可行的。但对于水流及水流作用下的泥沙运动而言，忽略粘性力相 似准则无疑会导致模型与原型描述不同的现象，从而失去模型研究的意 义。换句话说，用这种水流模型实验作出的结论只适应于模型，而不适应 于原型。 由于水流及泥沙物理模型试验结果并不可靠，而且耗资巨大，因而这种方 法在西方工程研究界被逐渐淘汰。其研究结果仅可用来作为参考，而不能 作为建坝的主要依椐。 综上所述，就目前长江流域来沙状况研究水平，根本无法可靠地予报水库 的寿命。它的仓促上马很可能重蹈三门峡的旧辙。 本文作者简介： 季中，男，生于１９５７年，８２年元月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系院治河 工程专业，获工程学士学位。同年考入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在著名水利 学专家黄万里教授的指导下，研究河流泥沙动力学课题。于８４年１１月 获工程硕士学位。８４年至９０年在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研究所从事河 口海岸水利，水文，地貌等方面的考察及研究工作。其间作为访问学者赴 荷兰国家海洋研究所进行泥沙来源及粘土矿物方面的合作研究。９０年９ 月进入加拿大Windsor 大学土木环境工程系攻读博士学位。发展水资源 及环境工程方面的数学模型。 ９３年１１月取得博士学位。同时作为水力学专家受聘于Reid Crowther Partner Ltd.公司，建立和发展城市污水管网的计算机模型。工作至今。 ------------------------------------------------------------------ 2.3 我们需要文学吗 浪子 这个问题很无聊，或者荒诞，相信没有多少人会思考，但是我在最近的新 加坡联合早报上看到题为“中国的文学处境堪忧”的时候，我开始思索，为什 么我们需要文学。 文章说中国现在有数百份专业文学刊物，如《当代小说》、《黄河》、《十 月》、《作家》、《巨人》等等，但是全国订阅此类刊物的读者甚少，平均下来， 每一种杂志仅不足十位读者，可能有人说这些文学作品都太高雅了，是阳春白 雪，曲高和者寡，我好奇之余，阅读了几份此类刊物，里面不乏《海口日记》 （收获98年3期）描写一个落魄城市崽在海口的经历，其中描写城市歌女的 章节应该是雅俗共赏的呀，或者是背乡村嫂子过河之流的乡土文学，我想这种 作品都算高雅文学的话，贾平凹先生的作品就应该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 了。 所以，我很多事的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中国现代的文学，繁荣在哪里？热 点在哪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作品？ 胡思乱想之余，不禁联想翩翩，我们现在的作家不受欢迎，不为人所知， 是否真象当年的凡高，都是超级天才，不为同时代的人所接受，想必十年二十 年过去了，当他们入土为安后，说不定诺贝尔文学奖就送上门来了，难说。 就象最近，大陆作家余华的20万字的作品《活着》获得意大利最高文学 奖，可是我们身为大陆人，都茫然的互相对视，余华，男的，女的，《活着》 是个什么玩意？ 是啊，是否能说，现在的同时代的作家都是瞎子，或者是读者都是瞎子， 因为两者中一定有一个是蠢货，但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我们的作家已经成了 空中楼阁，他们已经不能代表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从光明的表面直到最深 层的阴暗处，充满了各种矛盾和撞击，还有痛苦和喜悦，有欢笑也有诅咒，而 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们又如火如荼的饱含激情，应该出现划时代的作家，但是 现在，没有。 问题出在哪里，莫非是出在时代上，二十世纪中国注定是个精神空虚的时 代？好吧，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流行什么？销量最大的文学作品是什么？回答是 武侠小说，正确，加十分！很有讽刺意味，现在最流行的是一种变相的童话， 武侠小说，好，太好了，难怪我们经不住亚洲金融风暴，我们原来全是学龄前 儿童。 这不能不让我深思，历史上有一个时代和我们现在惊人的相似，就是欧洲 的中世纪后的文艺复兴时期，众所周知，当时绘画、建筑、诗歌、雕刻和音乐 达到的境界，特别是绘画艺术，比如拉斐尔的《泉》，和波提切利的《浪花里 的维纳斯》，还有米开朗其罗的雕塑《大卫》等等等等，他们颂扬了古罗马时 代的英雄和传说中的神，这种追求美丽和自由的奔放的艺术之笔结束了一个黑 暗的宗教统治的时代，他们似乎没有描写和刻画自己的那个正处于的时代，而 是用回忆的方式，回忆流逝的古罗马，整个意大利和欧洲用了两百多年的时间 来娓娓的描述他们想象中的古罗马时代。 现在，我们的作家没有描写自己的时代，而是热衷于描述一个流逝的，甚 至根本是想象的，武侠时代，那里有善良有罪恶，有权利争斗，有豪气千秋的 侠客，有平平庸庸的俗人，有叹息，有誓言，有爱情，有理想，有道德，也有 让人齿冷的恶棍，也有无恶不作的凶徒，还有阴险的权利斗争者和疯子、傻瓜 和白痴，好象有一切。 为什么人们喜欢这种作品，或者是根本就是喜欢这种时代？我因为自己的 想法吃了一惊，难道是人们喜欢这种社会和时代？再转念一想，应该更确切的 说，人们是喜欢一个能自己思索的时代，在这样虚构的时代里，人们能自己分 辨自己的价值观，能够自己思索和判断。很可怕是不是，我说这句话仿佛是影 射现在我们不能分辨自己的价值观，不能自已思索和判断，我想，也许吧，我 们来举个例子，在现实生活中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个军校的大学生为 救一个落入粪坑的老农民，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件事情，你认为如果你是那 个军校生，你知道会丢性命，你救不救？ 我救！我一定救！一般我们如果拉开架势，找来电视台和新闻工作者，然 后到街上问年轻人，可能很多都会这样回答，也许会有人说不救，但是如果我 们去问政府的干部或者全省全国的有名的优秀标兵和优秀青年，答案肯定是， 我救，我死了，我也要救！ 我不救，没错，我说，我不救，我怕死，如果知道我会死，我不会去救， 如果头脑发热去救也是因为不知道粪坑里的沼气能熏死我才去的，就是说，我 所以大无谓是无知，如果我有足够的知识知道去是必死无疑，我不会去。 看，差别出来了，这就是表面上的和实际的差别，到底哪个更真实一些， 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如今，宣传上一副高调，将本来平凡的人，有七情六欲 的人简单化，认为好同志就是舍生忘死，为人民的一只羊也不惜被风雪冻僵在 山上的英雄，正面人物就是完美的，没有顾虑的，机器人。 呸！人们只会对这种幼稚的作品说呸，他们会告诉你，前天在哪个哪个地 方看见两名妇女落水，围观群众数百人，目睹她们淹毙的故事，不知道写这种 完美的机器人的作者和新闻工作者是何感想。 更有甚者会告诉你，他不会游泳，请岸边的游艇去救人，游艇的主人向他 收一百元钱，他没有钱，最后将手表抵押给对方的经历，看，这就是（他妈的） 真实的生活！ 所以，现在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单调性是必然的，而生活中的人却是复 杂的，自私的，软弱的，卑微的，忙忙碌碌的。 经常在生活中听到有人说，如果外星人来攻打地球就好了，如果世界大战 爆发就好了，等等诸如此类的等待，但是你不会因为他的这种论调和他绝交和 反目，因为你能理解他，生活对于大多数人是平淡和乏味的，他们等待着改变， 希望有新的体验，现实和理想的差距使他们困惑和压抑，同时又无可奈何。 于是，身为小市民，有的人选择了伤感的情感世界的作品，去一次又一次 的品尝让自己魂牵梦绕的爱情砒霜，有的人选择了腥风血雨的武侠小说，去验 证真实的残酷的适者生存的万古不变的法则，有的人选择了男高女低的春宫 派，在一片肉欲横流的世界里得到苟且的快乐，等等等等。 在没有信仰和指引的社会中，谁能责怪他们，我们信仰的东西是什么？马 克思主义，拜金主义，实用主义，或者是邓爷爷的，黑猫白猫，能捉老鼠就是 好猫。反正据我了解，什么信仰的都有，但最多的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 天王老子教徒居多，还有就是好好派的居多，不知道什么是好好派，你看电视 中，其中镜头指到大会会场，一百个人一百零一个在鼓掌的都是好好派，我们 的父母也多是好好派，不信你问他们关于邓小平文选里面思想内容怎么样，我 们现在坚持的东西怎么样，只要旁边有人，他们肯定说，好，好，好，好，好， 好，好个没完没了。 是啊，现在我们回到开始谈论的话题上来，我们需要文学吗？需要什么样 的文学，我想我们需要文学，需要象俄罗斯作家屠格列夫的《猎人笔记》一样 的作品，象美国《汤姆叔叔的小屋》一样的作品，他们都给他们国家带来了一 场变革。 ------------------------------------------------------------------ 2.4 钱字当头，物欲横流 多思 起因：1998年10月，大陆发行了名为玫瑰的邮资片，就是类似名信片之类的， 可是中国总有自己的特色，我们在京沪等地的集邮市场看见的是21张的连体超 级玫瑰方联，集邮的人都知道，邮票联在一起的价值高出同样张数的散票，没 想到名信片也能看到长宽达半米的超级方联，就是印刷厂没切割的半成品，真 真中国特色！ 人民日报副刊市场报的记者评论： 浙江邮电印刷厂没有按照国家邮政局的规定，使集邮市场上出现大量的半成品， 堪称世界邮政史的奇观，对中国邮政而言是奇耻大辱。 南京集邮爱好者的话： 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如果有人不遵守这一规则，就应该被罚出场外， 但如果违规者不是一个两个，也不是一次两次，那么就很可能毁掉整个游戏！ 长期以来，邮政部门内部出现的各种违规现象已经令集邮者司空见惯，譬如新 邮早产、邮政窗口买不到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集邮市场上却成批量抛售以及 新邮票打折销售的怪现象等等，大家几乎已经不再觉得这些有什么不对劲的了！ 在垃圾堆里呆久了不觉得臭也就是这个道理。不知道这次的“玫瑰事件”是否 会有个彻底的结果，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保持着十分的热情。另据北京的 消息说，有些集邮爱好者手持《玫瑰》“大连张”在国家邮政局门前表示不满。 看来，这回大家是真觉出“臭”了。 衡阳集邮爱好者的话： 都知道红杏出墙，没想到如今“玫瑰”也能出墙。 玫瑰“大连张”本月市场价格： 原价格：8.4元 最高：160元 最低：16元 最新价：43元 推荐者评论：卖吧，什么都可以卖，这样经济就搞上去了。象这样没有卖贞操 和灵魂的，只出卖了自己的事业心，职业道德，在中国现在算君子了，咋…… 咋……咋……，好羡慕邮政部门的，我是个种猪场的职工，我这行业的半成品 很难脱手的呀，咳！ ------------------------------------------------------------------ 3. 推荐文章（篇） 　 3.1 共产党违法案（连载） 郭罗基 (上接 舆论 10月19号 No.28 ) 为“六四”事件平反 天安门广场是人民选择的出气的地方，又是党和政府选择的流血的地方。一九七六 年和一九八九年两次天安门事件，表现了人民要监督党和政府、党和政府反监督的 矛盾尖锐化。 党和政府的专横腐败激怒了人民，人民的批评抗议又激怒了党和政府；党和政府动 用武力，人民不得不反抗；党和政府又把人民的反抗说成“反革命暴乱”。这就是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从政治风波到流血事件的进行机制。 邓小平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这一点 ，讲对了。 共产党享有特权和政权机构发生腐败由来已久，人民的不满逐渐积累，总有一天要 爆发。胡耀邦的逝世起了引爆的作用，就因为一九八七年胡耀邦的下台加深了人民 的不满。本来是人民要求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层反其道而行之 ，以撤换改革派领导人来压制和消弭人民的要求。如果没有一九八七年的那一场“ 反自由化”，就不会有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而一九八七年的“反自由化”又是 由一九八一年的“反自由化”、一九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和一九八五年的镇 压学潮逐步推动起来的。就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抓阶级斗争导致混乱， 还认为阶级斗争抓得不够狠；“反自由化”引起人民的抗拒，总是归结为“自由化 ”反得不彻底。企图用“反自由化”来消除人民对特权和腐败的不满，发生大规模 的抗议运动确实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当年提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 是夭折，肃清封建主义不是改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风波不是不可避免 的。一九八零年可以避免的事情，到了一九八九年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邓小平不 作分析，没有说明在甚么条件下可以避免、在甚么条件下不可避免，一味强调事件 的必然性，无非是为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失误辩护。更值得注意的是由这 一必然性又引出另一必然性：“後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 ”等于说，开枪——流血，抓人——坐牢，一切都是必然，何必计较！ 上一次学潮发生的时候，邓小平的说法完全不同。他说：“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 ”。“几个学生上街影响不了大局。”“我们要避免事态的扩大，但即便扩大十倍 ，也影响不了我们的根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一四 九、一五四、一五七页）说得多么轻松，小事一桩！从一九八五年以後，人民群众 屡有表示，政治舞台警钟长鸣，邓小平不以为意。学潮真的扩大了十倍，邓小平又 喊大事不好了。一时是影响不了根本的纯属偶然，一时又是大气候、小气候决定了 的绝对必然。邓小平的理论总是白猫、黑猫轮番上场表演。 人民利用悼念周恩来、悼念胡耀邦的机会表达自己的意志，不过是现存体制内的一 种选择，在一筐土豆里挑好的，还不是要把土豆倒掉换成西红柿。颂扬周恩来、胡 耀邦，当然皆有所指。但是，周恩来活着的时候就不敢与毛泽东抗争，胡耀邦活着 的时候就不敢与邓小平抗争，他们的亡灵注定是软弱无力的。表现出政治热情的人 民是强大有力的。两次天安门事件都是特殊形式的公民投票；对周恩来、胡耀邦投 了信任票，就是对排挤周恩来、逼迫胡耀邦的人们投了不信任票。一九七六年的毛 泽东把人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说成“反革命事件”。一九八九年的邓小平如法炮制 。据说，四月十五日开始的人民悼念胡耀邦的活动，“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 。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得了不信任票的人们怀着嫉恨在转移视线、制造口实。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 从北京到全国各地，游行队伍里的人群唱的是无产阶级的《国际歌》，不是资产阶 级的《马赛曲》。高唱《国际歌》去“打倒共产党”是不可思议的；应该说是雄壮 的《国际歌》吓坏了脱离人民的共产党。当时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内定为 共产党总书记的江泽民，吓得讲出了不吉利的话：“六月二日我到人民大会堂楼上 看了一下，……北京这种情况再不制止，继续若干天，人民共和国就危在旦夕了。 ”（《江泽民同志视察陕西谈话要点》＜一九八九年九月九日—— 九月十四日＞，《学习·研究·参考》＜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联合主 办＞一九九零年第一期）究系何事惊慌？人民不过提了两个口号：打倒“官倒”， 惩治腐败。邓小平把民间的语言翻译成官方的语言，就成了：打倒共产党，推翻社 会主义制度。那么，共产党的意义就是“官倒”，社会主义的意义就是腐败。人民 并没有动手，而是寄希望于政府去打倒“官倒”、惩治腐败，所以具体的要求祗是 对话。 对话本来是政府和人民的日常活动，在号称“人民共和国”的中国，爆发了一场声 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来要求政府对话，已经是极大的讽刺了，而政府竟拒绝对话。在 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下，主人向公仆跪进陈情表；傲慢的公仆不予理睬，可怜的主人 涕泣泪流。僵持不下，拖延时日，不得已而推出一个油腔滑调的袁木来与学生周旋 。“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袁木能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增添光彩吗？不 过，平心而论，作为“国务院工作人员”袁木的夸夸其谈，比中共中央委员、国家 教委副主任何东昌的痴呆麻木，还显得略胜一筹。官越大越蠢。待到五月十八日， 全国人民从电视中看到王丹、吾尔开希等人和李鹏叫阵的场面，这才明白确实不能 对话，因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没有对话的能力。他们惯于使用权势的语言，一旦 跳出几个藐视权势的挑战者，他们顿时患了失语症。堂堂的大国总理李鹏头脑简单 、心胸狭窄，其他人则反应迟钝、语无伦次，一个个都不是二十来岁的青年学生的 对手。 善良的中国人民提了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都不能实现。党和政府一再激化矛盾。要 求对话就是“动乱”。对话没有实现又发生了新的争论。人民要求撤销“四·二六 社论”，收回“动乱”的帽子。党和政府的回答是戒严。人民奋起，劝阻军队进城 。当年北京的老百姓是载歌载舞欢迎解放军入城的。梦断香消四十年。如今胡同里 的老太太敲着锣呼喊大家去堵军车，使人想起了“鬼子进村”。党和政府何尝以半 点民意为怀？发昏章第三，下令开枪。起初，人们还以为是橡皮子弹。看到自己的 同伴倒在血泊之中，才如梦初醒。怪祗怪对共产党、解放军缺乏认识。杀了人，还 要对无辜者的尸体泼上诬陷诽谤的脏水，称之曰“反革命暴徒”。 北京流血，全球震惊。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责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究竟打 死、打伤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负责的交待。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辟谣”时说 ，总共死了二百多人，大部分是军人。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关于制止 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又说：“军警伤六千多人，死亡数十人。” 难道老百姓没死、没伤一个？实际上军人死亡的确凿数字是十八人其中还有被他们 自己人“误伤”的。有人估计，老百姓死者上千，伤者无数。中国政府说是造谣。 你们说是多少？江泽民曾答应公布死伤人数，久久不见音讯。外国记者问及，李鹏 说死伤者家属不愿公布名单。李鹏自以为很机智，恰好暴露了他的智商连“公布人 数”和“公布名单”这两者的区别都弄不清。他的谎言立即遭到死伤者家属的公开 驳斥。爱子蒋捷连（十七岁的中学生）被杀害的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丁子霖在香港 发表的文章中写道：“最近李鹏总理说不公布死亡名单是为了尊重死者家属的意愿 。可是两年了，并没有任何人向我征求过是否愿意公布死亡名单的意见。我当然也 无从知道李鹏总理究竟征求了多少死者家属的意愿。但据我了解，至少我认识的一 些遇难者的母亲和妻子和我有着同样的要求。”“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公布事实真相 。”（香港《当代》月刊，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五日） 民主运动期间，不少领导人信誓旦旦，保证“决不秋後算账”。言犹在耳，没到秋 後，就算起账来了，而且是一笔混账！“六四”以後，中国政府大肆搜捕民运人士 。究竟抓了多少？也从未公布。抓人的理由是“依法进行收容审查”。依的甚么法 ？按中国现行的法规，“收容”的对象是“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审查”是 针对“流窜作案、来历不明的人”的。行政机关用“收容审查”来对付政治犯，完 全是非法、违法行为。有许多人被判了重刑。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助理工程师唐元 俊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比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陈伯 达、姚文元所受的刑罚还要重。他们在服刑期间又受到非人待遇。据总部设在纽约 的中国人权发布的《来自凌源第二劳改支队的报告》，辽宁省凌源劳改分局（对外 的名称是“辽宁省凌源汽车工业公司”）第二劳改支队，对“六四”事件的政治犯 经常折磨和毒打，有的被打断了肋骨，有的被打得休克。祗要看一看这个冗长的报 告中的一小段，就够触目惊心的了： “一九九一年六月四日，吉林籍良心犯李杰绝食一天。杨国平大队长当晚召集大队 犯人开会，把李杰拉到台前，当众扒光衣服，由几个‘管事的’刑事犯（受狱方信 任而管理其他犯人的犯人）把他按倒在地。杨国平手持一根八万伏特的大电棍，在 李杰的大腿内侧反复击触。两名管教（直接管理犯人的警察）手持四根五千伏和一 万伏的电棍，在他的头、颈、肩、腋、腹等处电击。李杰大汗淋漓，浑身抽搐，惨 不忍睹。杨国平一边施刑一边说：‘你现在想不想吃饭？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今天 就拿你开刀。在劳改队还想绝食？纪念甚么“六四”死难者？那些人死得活该！你 要活得不耐烦就说，何必自己糟蹋自己呢？我们可以帮你嘛！……有能耐你别吃呀 ！想吃也得电，电的时间长一点，好叫你印象深刻，看你还敢不敢跳出来。对待你 这样的反革命，我们毫不客气！”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刘刚、张铭、唐元俊、冷万宝、李卫、孔险峰等从狱中寄给中 国人权一份《呼吁书》，其中写道： “这里不仅关押着数千名长期徒刑的刑事犯，还关押着三十多名政治犯。他们每天 被强迫劳动十四小时。狱方给他们定极高的劳动量，完不成即遭毒打。政治考核如 不愿说违心话也遭毒打。平时，管教也可以随时打骂，拳脚、皮带、电警棍都可能 落在他们身上，很多人已被打伤。监狱大队长杨国平、中队长刁烈等恶棍暴徒经常 对他们进行人格侮辱，唆使牢头狱霸折磨他们。狱中医疗卫生状况极其恶劣，有病 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四十余名犯人被安置在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一天超强 度劳动下来，却祗有窝头菜汤可供维持生命，更谈不上看书和写作了。稍不如意便 剥夺通信权利。当权者从精神、人格、肉体对他们进行‘全方位’轰炸，企图摧垮 政治犯的意志和身体，实行残酷迫害。” 他们决定于十一月十五日集体绝食，以示抗议，并向全世界主持正义的人们呼吁， 关心中国监狱里的人权状况。中国政府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名义发表的《中 国改造罪犯的状况》（一九九二年八月十日）中说：“中国在改造罪犯的实践中注 意贯彻人道主义原则。对罪犯不仅保障应有的生活条件，更尊重人格，禁止侮辱。 中国法律对罪犯在服刑期间应享受合乎人道的物质生活待遇和监狱、劳动场所管理 人员必须对罪犯实行文明管理，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也许有“明确的规定”，执 行的结果，事实如何？我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公民视察团，调查监狱（特别是 刘刚等人所在地）的实际情况。我作为中国人权的理事，要求参加。 镇压了民主运动，李鹏政府就装模作样清理整顿公司、惩治贪污了。中共中央、国 务院作了一个《关于近期内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既然如此，当初群众要 求反对“官倒”、惩治腐败，为甚么连对话都不干？群众流了血，再“做几件群众 关心的事”，又有甚么意义？恩格斯说过，镇压了农民起义的封建统治者，往往又 执行农民起义的遗嘱。镇压了民主运动的李鹏政府也不得不执行民主运动的遗嘱。 抢来民主运动的口号，当作自己的旗帜，更足以证明镇压的非正义性。“做几件群 众关心的事”，不过是对无情的枪弹所作的甜蜜的补充。所谓清理整顿公司，祗是 让一班王孙公子与公司“脱钩”。一旦“脱钩”，便获得了“免罪符”，前账一笔 勾销，万事大吉。究竟是惩治还是保护？事实上腐败之风愈演愈烈。 “六四”以後发生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在海湾战争期间，中国政府极力反对使 用暴力。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延伸，对侵略者讲和平是对人民用暴力的烘托。事 实证明，侵略者是打回去的，不是劝说奏效的。海湾战争结束以後，有记者问，中 国的外交政策是否要反思？中国政府的领导人说得很干脆：“不要反思。”如果对 伊拉克侵略者反对使用暴力的政策不要反思，那么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就要反思了。 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现行政策，不抵抗主义就是正确的，而武装抗日倒是违 反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内政外交，全面背叛！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制造的“六四”流血事件是清朝末年以来统治者镇压人民抗 议运动的最大惨案，而且至今隐瞒事实真相。 “六四”流血事件的发生，邓小平蓄谋已久。早在一九八零年，他就说，可以“宣 布戒严，调动经过训练的部队，恢复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 一九八二年＞第三三一页）後来还说要采取“比戒严更严厉的措施”。作为“四· 二六社论”的蓝本的邓小平讲话已经提出“不怕流血，不怕国际影响”，可见早就 横下一条心。应该说“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邓小平要人民流血；从“不 怕流血”到果然流血。邓小平在国外被称作“铁腕人物”，因使用“铁腕”而入选 “国际风云人物”。这一回并没有像西方议论中国的人权问题那样提出抗议，而是 默默地消受了。他才真是被人牵着鼻子走。邓小平以“铁”为荣，一个劲地“铁” 下去，以至吃了秤砣铁了心，到了一九八九年就成为“铁血人物”。 一九八九年的邓小平扮演了一八七一年的梯也尔的角色。马克思说，梯也尔这个侏 儒怪物之所以受到倾心崇拜，因为他是一个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 见《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三五七页）邓小平既非国家元 首又非政党领袖。他在一九八九年之所以能发挥异乎寻常的作用，也因为他是一个 政党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这个名曰“共产党”的政党实际上不是政党， 而是对中国大陆的国事活动和社会生活全面控制的最高权力集团。马克思所刻划的 梯也尔的性格特征，邓小平也与之很相像，他们都是随机应变、反复无常而骨子里 又极端墨守成规。 邓小平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吗？由主张改革开放的人来代表共产党镇压人 民比反对改革开放的人更合适。毛泽东驾崩，邓小平重新出山。他雄心勃勃，想做 一篇“中国现代化的大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全新的，但笔法还是陈旧的。用 陈旧的笔法论说全新的题目，这篇大文章总是做不好。从取缔西单“民主墙”到镇 压天安门广场的示威者，是中国现代化这篇大文章的大败笔。“凡是”派、保守派 不但笔法是陈旧的，题目也是陈旧的；真正追求中国现代化的人们，不但题目是全 新的，笔法也是全新的。如果改革开放是用全新的笔法论说全新的题目，共产党就 不会腐败；如果不改革开放，还是用陈旧的笔法论说陈旧的题目，共产党的权力又 不可能巩固。邓小平的改革的主张比保守派的不改革的主张吸引人，使追求中国现 代化的人们得到似是而非的满足，又能巩固共产党的权力。在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开 放的实践中，共产党越来越腐败。所以也可以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又是维 护越来越腐败的共产党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 邓小平是一个矛盾的人物。他总是在两极之间走钢丝，口号是“既反左，又反右” ，实际上是亦左亦右、时左时右，左右逢源。在现代国际政治舞台上，搞左右平衡 的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巴列维（前伊朗国王）式，对左右两翼都压。一种是苏加诺 （前印度尼西亚总统）式，对左右两翼都拉，他的老婆也有一个左派、一个右派。 还有一种是西哈努克式，朗诺政变以前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时而拉左派压右派 、时而拉右派压左派。搞平衡的结果，最後总是形势不妙，而且本人没有好下场。 西哈努克算是幸运的（当时我是他的纳拉迪波王子的老师，我为他本人庆幸）。邓 小平是综合式，三种办法都用过，在这方面他也是“最完备”的。平衡来，平衡去 ，摆不平就开枪。“六四”流血事件充分暴露了邓小平的本质，也充分暴露了邓小 平设计的改革开放的本质。邓小平和反改革的保守派，共同点大于不同点；邓小平 和支持改革的人民，不同点大于共同点。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开放是以牺牲自由、民 主、人权为代价的，是以附加戒严、开枪、流血为条件的。 两次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变化最大。他表演了历史性的角色转换。一九七六年的天 安门事件，邓小平是群众拥戴的人物；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成了群众 批评的对象。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被打成“反革命事件的总後台”， 因而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把人民打成“反革 命暴徒”，又输得精光。邓小平本人丢分最多、损失最大。他的戏剧性变化，也揭 示了中国社会的某种内在必然性。鲁迅在《端午节》一文中讲到，起初在街上看到 当兵的打拉车的，总是愤愤不平。後来一想，倘若拉车的当了兵，当兵的拉了车， 还是照样打。这就要追究社会上打人的必然性。当年邓小平是“拉车的”，挨了毛 泽东的打；现在邓小平成了“当兵的”，对胡耀邦、赵紫阳还是照样打。多年的媳 妇熬成了婆。变成了婆婆的媳妇，又用自己的婆婆对付她的那一套来对付她的媳妇 了。 邓小平讲过一段很精辟的话：“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 ，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 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 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 一九八二年＞第二九三页）。不是说甚么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吗？不是说甚么社 会主义社会有高度的民主吗？人们有理由向邓小平提出：为了防止像斯大林那样严 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事件，为了避免像毛泽东那样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 劫，请你们先实行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的虚伪的民主、低度的民主。邓小平的那 几句话把斯大林、毛泽东和他自己的关系也交待得很清楚。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法 制，毛泽东认识到了，但他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比斯大林的问题严重得多 。毛泽东的教训，邓小平认识到了，但他制造的“六四”流血事件又比毛泽东的问 题严重得多。“文化大革命”的顶点是一九七六年镇压人民的天安门事件，而邓小 平制造的天安门事件越过了“文化大革命”的顶点。既然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 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等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那么毛泽东导演的比它严重得 多的“文化大革命”更加不可能发生；邓小平导演的比“文化大革命”严重得多的 “六四”流血事件更加更加不可能发生。“六四”以後，传说江青在监狱里叫好， 这可能是北京人编的政治笑话。老牌斯大林主义分子卡冈诺维奇报以喝采，却是事 实。意大利《共和国报》刊登了他的谈话，说：“我对匈牙利、波兰、德国所发生 的一切感到不安，使我高兴的是中国表现出坚强的力量。”（见《学习·研究·参考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联合主办＞一九九零年第十二期）邓小平 指点斯大林、毛泽东的教训，又集其专横残暴之大成。 唐朝人杜牧的名篇《阿房宫赋》的结语写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 之而不鉴之，是亦使後人而复哀後人也。”思虑深远，情怀凝重。可惜後一句话有 语病，应是“後人哀之而不鉴之，是亦使後人复为後人所哀也。”斯大林不暇自哀 而毛泽东哀之。毛泽东哀之而不鉴之，是亦使毛泽东复为邓小平所哀也。邓小平哀 之而不鉴之，是亦使邓小平复为後人所哀也。一代又一代人，哀之而不鉴之，共产 党的哀歌何时了？ 在东欧和苏联，共产党的哀歌总算唱完了，共产党也垮台了。是中国的“六四”事 件搞垮了东欧的共产党。共产党在中国的镇压之所以得逞，表明善良的中国人民本 来并没有要“打倒共产党”。中国领导人常常以有人要“打倒共产党”作为镇压的 借口，正是这一点提醒了东欧人民，丢掉最後的幻想，真的应该“打倒共产党”了 。毫无思想准备的中国人，开枪以後就作鸟兽散。如果抗议活动再坚持三天，肯定 局面大变。袁木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解放军有二百多人失踪。他的意思似乎是被“ 暴徒”劫持了，实际是藏在居民大院里抗命，不愿屠杀人民。其实何止二百，抗命 的战士有一千多，军官有一百多。逼得再紧，他们就要和示威的群众一起冲进中南 海了。罗马尼亚就是在中国的历史休止的地方又前进了一步。东欧共产党的垮台， 殃及苏联共产党。从东欧到苏联，多米诺骨牌的倾倒，中国的“六四”事件是第一 推动力。一九一七年，俄国的十月革命标志着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出场；一九八九 年，中国的“六四”事件标志着在落後国家试验社会主义的收场。 挽救社会主义要从反思“六四”事件开始。一九九零年，杨尚昆就说：“去年那样 的政治风波不会再发生了。”有甚么根据？但愿不再发生，那就要消除必然性，否 则，祗是急性发作转入慢性延长而已，在一定条件下又会重新发作。对“六四”事 件必须从头清理。 首先，所谓“北京反革命暴乱”应予平反。与之相应，释放政治犯，抚恤死难者家 属，由于参与民主运动所受的处分一律推倒。我和许多人因反对镇压而政治上受打 击，合法权益遭侵犯。为了维护人权、公民权，我和所有受难者一样，强烈要求为 “六四”事件平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当召集特别会议进行讨论，撤销那个事後 批准镇压的荒唐决议，恢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胡绩伟的职务。我建议：定六月四 日为国耻日，愿我中华民族子子孙孙永世不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宜幡然自赎，否 则，将留下恶名。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猪仔议会”。我希望这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不要被後来的历史学家称作“屠夫代表大会”。 李鹏说：“现在西方对北京平暴的看法是一大冤案。历史上至今还存在着许多没有 消除的误会，几百年或几千年得不到纠正的冤案。我仅举伽里略一个例子。他被不 公正地判了刑，直到最近才平反。”“中国这个冤案也许不要花这么长的时间。” （《李鹏同志答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问》，一九八九年九月一日。《学习·研究· 参考》＜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联合主办＞一九九零年第一期）照李 鹏的说法，不是被镇压的人民蒙了冤，倒是镇压人民的政府蒙了冤。谁来给中国政 府的冤案平反？要“西方”来平反吗？李鹏想学斯文，弄巧成拙，举出一个伽里略 的例子恰好是自我揭露。中国政府是伽里略吗？谁给中国政府判了刑？在中国，像 伽里略那样被不公正地判了刑的，有的是，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成千上万。人们要 求为“北京反革命暴乱”平反，就是为中国的伽里略平反。意大利的伽里略，花了 三百六十年才得以平反。李鹏的这句话说对了：“中国这个冤案也许不要花这么长 的时间。”这是无意中为他的对立面说的。仅此一点，即足以证明李鹏是个蠢才。 他是从古到今所有丞相、宰相、尚书令、中书令、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国务院总 理中天字第一号的大草包。李鹏的书法，按小学三年级的标准还达不到及格的水平 ，却勇气十足，到处题词。陈云语录曰：“要真理，不要面子。”李鹏执行了一半 。“要真理”，没有执行；“不要面子”，坚决贯彻。面子已经丢尽，还是不要面 子。中国共产党内曾经出过许多人才，如今竟让一个蠢才接班，岂非气数已尽？这 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李鹏当总理，也有负人民的委托。 不必再让中国的伽里略等待三百六十年了。现在就平反，此其时矣！我建议：即将 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之前首先 讨论“六四”事件，并作出相应的决议。邓小平说：“党的路线同党的一切决议一 样，总是在实践中受检验的，不能说一种提法一经党的代表大会通过，就不能对它 的正确性作任何讨论，否则下次代表大会怎么会提出新的提法呢？”（《邓小平文 选》＜一九七五—— 一九八二年＞第一六零页）代表大会已经通过的决议还可以对它的正确性进行讨论 ，何况“六四”事件的定性根本就没有经过代表大会通过呢？领导人常常骄傲地说 ：“党的错误都是自己纠正的。”是的，因为党不允许别人来纠正它的错误；中国 还没有一种民主机制，可以在人民的监督下纠正党和政府的错误。当然，党能自己 纠正错误总是比死不悔改要好。 “六四”以後，报纸上制造的对“平暴”的一片拥护声，不要以为有甚么了不起的 意义。真正赞成杀人的，有，不多；多的是逢场作戏。人们是在演戏，根据剧情扮 演角色，并非真身。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说，人们犯错误的原因之一是受了 “剧场假相”的蒙蔽。亲历其境演戏的人是不会受蒙蔽的，受蒙蔽的是对“剧场假 相”表示欣赏、从中得到安慰的人。林彪上演“四个伟大”，“批邓”的时候全国 上演“万众一心”，毛泽东受骗最深。被“剧场假相”害得最惨的是齐奥塞斯库。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他刚从外面回国，就把人民召集起来训话，照例是旗帜 飘扬，热烈鼓掌。你看那，总统的威风气吞山河，总统的地位固若金汤。谁料得， 事隔两天，总统府陷落了；又隔一天，总统偕夫人死于非命。齐奥塞斯库制造了“ 剧场假相”，又深深地被自己制造的“剧场假相”所蒙蔽，真是自食其果。在中国 大陆的政治舞台之外，“剧场假相”就不起作用了。一九九一年香港立法局议员首 次直接选举。选民投票选择候选人的标准，最重要的一条是“看他对八九民运的态 度”。结果，在十八席当选议员中，以支持八九民运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为核心的“ 香港民主同盟”占了十二席，与同盟联合的人士占了四席，大获全胜。“新华社香 港分社”支持的“左派”候选人，全军覆没。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人心的向背吗？难 道中国领导人还不愿从“剧场假相”的蒙蔽中清醒过来吗？ 党和政府现在对“六四”事件采取主动平反的措施，仍不失为明智的作为。每逢“ 六四”，胆战心惊，何苦如此？去年，外国记者问及天安门事件，李鹏说：“事情 已经过去两年，没有必要再提了。”其实，李鹏自己没有一天忘得了。今年“六四 ”前後，一个月中出动了大批军警、便衣，把个北京大学里三层、外三层团团围困 。我是北京大学的校友，却不得入内。中国的最高学府，一如准军事区，成何体统 ！有关部门还发了一个“敌情通报”，其中居然有这样一条：“郭罗基到北京”。 我本一介书生，手中并无大铁椎，祗有秃笔一支，何需惧怕？实在是神经太紧张了 。为“六四”平反，还可省下不少精力和财力。平反，是低标准；错过了时机，恐 怕人家就不要你平反了。常言道：“血债要用血来还。”中国人流的血太多了，无 论是北京人民流的血，还是解放军战士流的血，都是不幸的。但愿不要再流血。欠 了债总是要还的。是否可以探讨血债不用血来还？我想是可以的。当然，在人民中 种下了仇恨，不是很容易消除的，用别的办法需要加倍地偿还。如果欠了债不还， 人家上门来逼债，说不定还是“血债要用血来还”；自己不还，弄不好就得由儿孙 来还。 为“六四”事件平反，邓小平还能发挥一点特殊的作用，也可以借以重塑自己的形 象。一九七二年，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讲到：“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得越 来越快了。从现在起，一千年之後，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 都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斯诺在中国》第二九七页）毛泽东毕竟思 想开阔，想到了一千年之後人们怎样谈论他。但人类的变化比他想象的还要来得快 。毛泽东本人作古以後不到一千年的百分之一，就有点“显得相当可笑”了。邓小 平尚未作古，人们已经像谈论“显得相当可笑”的慈禧太后那样谈论他了。邓小平 自己的评价好像也越来越差。本来说是三七开。一九八零年二月说：“拿我来说， 能够四六开，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 好嘛。”（《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 一九八二年＞第二四二页）过了几个月，又说：“我自己对半开就不错了。”（同 上，第三一二页）“六四”以後又该怎么开？但是，邓小平和毛泽东有所不同。毛 泽东躺在水晶棺里已是无可奈何了，祗得任人指戳。邓小平还可以为自己的人生乐 章谱写一个动人的尾声。我猜度，邓小平现在的心思是想创造一个光辉的未来以掩 埋昏暗的过去。邓小平在处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问题时说过：“我们的原则是 ‘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同上，第一三七页） 这一原则，处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後的问题是否适用？如果祗是用它去纠正毛泽东 制造的天安门事件，放纵了自己制造的天安门事件，原则也就破产了。明知有错， 就是不纠，顽固到何时？ 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改革开放是一个焦点，“六四”事件是另一个潜在的焦点。 围绕着这两个焦点所形成的政治态度，有四种排列组合，也可以说是四个派别： ——坚持开枪，反对改革； ——坚持开枪，坚持改革； ——反对开枪，反对改革； ——反对开枪，坚持改革。 坚持改革和坚持开枪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反对开枪和反对改革也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这两者看起来截然相反，其实还有共同点，都是折衷主义的派别。坚持开枪和反 对改革是有必然联系的，反对开枪和坚持改革也是有必然联系的。这两个都是彻底 的派别，形成对立的两极。折衷主义的派别是不能持久的，最终将归入後两个派别 中的一个。暂时还能以折衷求平衡，但维持不了多久，糊是糊不了的，包是包不住 的，压也是压不下的。下一个回合就是後两个派别的较量。现在，“坚持开枪，坚 持改革”成了主流派，邓小平当然是这一派的代表。事情正在起变化。邓小平今年 春天的南方谈话，在政治天平上加重了“坚持改革”的砝码，但愿拿掉“坚持开枪 ”的砝码。形势进一步的发展，即使邓小平本人不愿意做的事情也会有别人来做。 (待续) ------------------------------------------------------------------ 3.2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 一个人打天下的故事 (连载) 晏新明 =============================================== 三，发动“人民起义”及其失败 1)跨入实际操作 一九九五年，博士论文做完了，《中华大同书》也写成了，我按原来预定的计 划，完成了一切工作。 我又从头读了一遍《中华大同书》，感到还有些粗糙，这是由赶时间造成的， 没有时间去做更为细致的资料收集和甄别工作。特别是《宇宙篇》，有一些论据用 得不是很好，不过总的说来已经行了，要用此套书超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已经绰绰有余。可以说我已经成功了。 之所以说我成功了，是指我这套书的确把现代与中华五千年的文明连接起来了 。中华文化自诞生以来，五千年没有中断过，只是到了本世纪，才被“五四新文化 ”打断了，《中华大同书》的出世，又把这个断裂接了起来，因而是具有划时代意 义的。之所以说它具有划时代意义，是因为此套书宣告了从此中国将告别以“科学 与民主”的口号为标志的“五四新文化”，回到自己的轨道上来。 当然，此套书的诞生，也奠定了我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虽然我一再强调说我 写《中华大同书》是为了抛砖引玉，而既使我的《中华大同书》只是一块砖，也是 第一块砖，我作为使中国进入“大同社会”而贡献出第一块砖的人，这个地位谁也 取代不了。 虽然我只是一个人，看看身后，浩浩荡荡一个整整五千年的文明统帅着十二亿 人民，我知道我已经不可被战胜了。这时我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我经常跟朋友们 讲，一个人虽然有两支脚，却只能走出一个属于自己的脚印。这是真的。有人说， “我就不信邪，我是个自由人，我的路我想怎么走就怎么走。”这当然也可以。不 过，两支脚任意地乱走，走出的脚印什么也不算不上，一阵风来就吹得无影无踪。 只有一支脚踏在别人的脚印上，再迈出另一支脚，这个脚印才算数。踏在别人的脚 印上的那只脚标志着自己属于什么，踏出的那支脚标志着自己是什么。至今我还没 有看见过一个能公开说话却打不出旗号的人，“自由主义”、“民主主义”、“马 克思主义”或者其它什么，总是能打出一个，而一打出旗号，就是踏上别人的脚印 了。中华文明这一巨大的脚印，却是人类最有力量的脚印。踏在这个脚印上往前走 ，自然是不可战胜的。 只有通过代表中国文化，才能有权来统帅中国人民。这条原则应该做为中国政 治的永桓的原则确定下来。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永远是中国。中国人才能永远 是中国人。道理很简单，中国人民只有在做为中国文化的生物载体时才有意义，也 才能被世界所承认。如果自称是“中国人”的不愿做中国文化的物质载体，他就什 么都不是，不管他本人认为他多么重要，都可以不算数，因为人们不会知道他是个 什么东西。 现在《中华大同书》已经出世了，“大同社会”的旗帜已经做成了，现在需要 把它们树起来。从书斋里走出来，走到现实中来，才发现实际做事是那么的不容易 。《中华大同书》写成后，剩下的事是找一个出版社把书出出来。我原来以为，找 出版社这事在海外要比国内容易得多，国内新闻出版不自由，海外有这个自由，而 且海外知识界一直在期盼着有既能解决中共政权问题、又不会给中国带来混乱的办 法的出现，我以为我的书一拿出来，应该会很容易出手。 开始做了，才知道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自九五年八月开始联系出版社，我 把《中华大同书》简介电传给港台的各大出版社，钱花了不少，电话费每月一两千 元。这样做了近半年时间，却一点效果没有。这时我感到四周就像是有一堵看不见 的墙，把我关在里面，怎么也推不动。 没有其它办法，只好请朋友帮助了。原来我是不打算求人的，这让我感到很不 安。如果做事有两个选择：一是靠质量，一是靠关系，我一定选择靠质量。而现实 看来靠质量是行不通的，没办法，只好去走关系这条路。我请台湾朋友帮我联系一 家出版社。 台湾的朋友很认真，他们很快帮我找到了一家台湾出版社，并且承担下了校对 、排板的工作，很快一个繁体直排的书稿就出来了。这一切进展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使我感到很兴奋，当然，朋友们的认真负责的工作也使我感到不安，认为自己什 么也没有为他们做，欠他们太多人情。 《中华大同书》的出版已经有了着落，现在要开始准备一些必要的文件。这是 发动一场“人民起义”所必不可少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 一：一个“人民起义”的方案， 二：新国旗草案 三：选择一些歌曲； 四：准备两个必要的文件：“起义令”和“告世界各国政府宣言”。“起义令 ”是一开始发动就要亮出的文件，所以得马上做好；“告世界各国政府宣言”并不 立刻需要，而是要等到“人民起义”的发动工作完全完成，并已能充分判断起义必 将逾期爆发时才拿出，所以这件事不急，可等以后再做。 2)必要的准备 这次“人民起义”的设计，是由一个三步曲构成。“起义令”、“人民起义” 方案、《中华大同书》构成这次发动这次起义的三步曲。这三步曲的关系是：“起 义令”规定起义的时间，“人民起义方案”规定起义的具体做法，《中华大同书》 是理论，规定起义的性质，这个性质就是复兴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这三步曲构成 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我们先来看看“起义令”。 “起义令”里包含一个最基本的技术要求：起义最终时间的选定。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许多人说时间是成败的关键。我并不会根据星相来算时间 ，我的时间是根据工作的进度来安排的。按照最早的想法，人民起义应该由九五年 夏秋季开始发动，九六年夏秋季完成，中间的准备时间为一年。这一年等于是保证 起义能成功的保险系数。但由于找出版社耽误了时间，九六年二月出版社才算有了 眉目，这时整个时间就得往后推。 往后推到什么时间为合适呢？这时香港发生了市民万人排队等待英国护照事件 。这事件对我的剌激相当大，共产党要来了，所有人都想逃，这简直是做中国人的 耻辱，时间不能再拖了，起义时间应该定在九七年香港回归前。 就这样，起义最终时间就定于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六日。 把起义时间与香港回归联系起来，是我许多年来一直没有意识到的，可以说是 个突然决定。这个决定是好是坏，我今天还不能做出判断。当然当时是有一些实际 的考虑的。其一是，如果把起义时间与香港回归联系起来，整个起义准备过程可能 得到香港市民的支持；其二，把起义定在香港回归前完成，万一起义失败，国内参 加起义的人也还有个退路。 我当时认为这个选择是比较万全的。五月十六日这个日期离香港回归有一个半 月，如果成功，那将是中华民族的特大喜庆。一是庆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统 治的结束，二是庆贺香港回归中国。这两大喜庆加在一起，是很够震奋人心的。 这时我在巴黎碰到了香港《争呜》杂志的温辉先生。他到巴黎来举办个人画展 。我当时感觉到他是到欧洲来寻找(安排？)退路的。我就对他说：“《争呜》应该 坚守香港。中共活不到九七年香港回归日。”他说：“这当然很好。”接着又低声 问：“这么机密的事为什么要对我说？”我当时很想笑。他们这些人大概总认为只 能靠宫庭政变或者军队暴动什么的，才能推翻中共政权。而我认为机密是成不了什 么大事业的。我回答说：“这也算不上什么机密，一个月以后就会公开讲的。总之 中国那么大，能人那么多，总会有人有办法。” 为什么要选择“五月十六日”这个日期？ “五月十六日”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日期。之所以选择这个日期，是因 为这次“人民起义”是以夺权的形式进行的。这是一种相对和平而有效的政权更换 形式。 当时我在起义方案《致友人》里这样写道： “夺权”是社会各单位从内部解决问题的方式，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对这一方 式都很熟悉。毛泽东当年曾成功地用这一办法解决过刘、邓的指挥控制系统，今天 中国人民要用这一办法来解决中共对政府机关及社会各单位的控制。这一办法由於 是内部解决问题的方式，所以它就不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震动，同时也不会与中共 手中的军警等专政工具直接对峙，因而是副作用很小而又很容易成功的办法。 其实，“夺权”并不是毛泽东的发明创造，而是中国人的发明创造。不过它在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成功的大实践，证明这一方法是很有效的。它的操作很简 单，可以总结成“靠边站”三个字。也就是说，突然有一天，让原来的领导“靠边 站”了，一个新的权力机构取而代之，事情就成功了。今天中国四五十岁的中年人 大多经历过三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对夺权这一形式并不陌生，都能操作。我选定 “五月十六日”这个日期，就是为了通过这一日子，让人产生对三十年前的事情的 回忆，这样就造成一个不用教就会做、全国到处能找到有经验的过来人的效果。这 一条件对于一场自发自动、一举成功的人民起义来说，是必需具备的。 当然，文化大革命这一回忆，在大多数中国人心目的是一个否定的回忆，它与 许多人的痛苦经历联系在一起，这是副面因素。而这一问题并不大，因为在这次起 义中设计了一个近一年的心理适应过程，这样长的时间足够让人在思想上把问题理 清。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让“五四新文化”真正统治中国人，但他失 败了，他没有办法在中国树起个“五四新文化”，而“文化大革命”中却产生了“ 夺权”这一形式，三十年后，中国人用“夺权”这一办法推翻中共政权，铲除“五 四新文化”，让中国走上光辉灿烂的“大同”之路。从本世纪初的“五四运动”诞 生出中国共产党，到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五四新文化”的尝试彻底失 败，最后九十年代的“人民起义”打垮中共政权，彻底铲除“五四新文化”，这是 一个轮回，是一个天命。这其中的因果关系，一年时间足够搅得清楚。 在“起义令”里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起义令”该由谁来签署？ 在过去的五年时间内，我一直希望能找到适合的搞组织的人选，但一直不能如 愿，这时只好由我自己全部扛下来。这事让我感到有些勉强。我是一个自由自在贯 了的人，不太喜欢“组织”这码事。 不过，“起义令”由我自己来签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整个起义计划是我一手 设计的，从头到尾的工作是我一个人在做，我当然有权力在这件事上签上自己的名 字。我自己给自己安个“大同会会首”的头衔，也是说得过去的。“大同会”是为 这次起义而设计的组织，我作为发起人，当然是第一个，也就是“会首”。这事别 人看来很不寻常，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其实在我看来不过是发动起义的技术要 求。既要有人领头，也要有人负责，出了事要有人来承担责任。如果有人希奇这些 头衔，只要人合适，我就拱手奉送。 关于这一点，事后有人嘲笑我，但并没有人批评我，说我做得不对。当然，也 有朋友批评说：你可以这样做，但不应该用真名，就是用的是笔名，别人也能理解 。他们说：“你这样做不是找死吗！你用的名字与你护照上的名字一样，你还想不 想回国！” 我承认这的确是聪明人的说法。照这样去做，可进可退，自己方便得多。但我 并不认为在这一点上我有什么大错。当然，一旦起义发动不起来，这一鲁莽的行动 的确会给我带来些不便。不过这是性格使然。行不改名，动不改姓，好汉做事好汉 当，天生如此，没有办法改变，这点不如意也就随它去了吧。 至于“人民起义方案”的准备工作，在完成了《中华大同书》后，这个工作就 很好做了。这其实是我从九零年起就一直藏在心里的东西，已经孕育了好几年，现 在只要把它拿出来就行。这个方案成稿后我把它取名为《致友人》，表示这是一个 要拿出来与全国人民讨论的东西。 其实“讨论”是这次人民起义能发动得起来的“不二法门”。我前面说过，这 次人民起义是由一个三步曲组成。这三步曲的出牌顺序是：先出“起义令”，再出 《中华大同书》，三出“人民起义方案”。这个顺序是根据一个人打天下的特点来 设计的。既然是一个人打天下，他的行动就不会对任何人或事构成直接的威胁。也 就是说，我发动的这次“人民起义”是处于有与没有之间。我的三步曲唱出后，任 何人都不能理会。只要人们不理会它，没有事都不会有，只不过是一个人开的一个 大玩笑。但是，如果有人理会它，骂它也好，支持它也好，一个人立刻会变成无数 人。面对着我抛出的这个体系，不理它尚可，而一提它、一讨论，就必定会导致一 场起义。 新国旗草案的工作也进行得很顺利。 我一直有用“中”字来作未来中国国旗的构想，因为这个字象形文字写法最能 代表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我用电脑画了一个草图，意思出来了，但画得不太好， 我就请一个专门做广告设计的华侨朋友帮我画样图。他把图样交后我后对我说： “我不敢对人说我画了一个中国国旗，因为我一说，别人就会说我是疯了。” 我说：“那就不要对别人说了。” 还需要选择一些歌曲。 并不是要选择国歌。选择国歌是件严肃的事，应广泛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得 到人民的认同才行，因而这事应等到推翻中共政权以后再去做，现在不急。 现在要选择一些歌曲只是为了发动起义。让一些大多数人能耳熟上口的歌曲与 起义的行动联系起来，使这些歌曲变起义的动员曲，唱这些歌就等于传达起义的信 息，这是发动起义的技术要求。让大家来唱几支歌，造成四面楚歌的动员效果。这 些歌既要简单，又必须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因而我就在流行歌里找。我把从国内带 来的流行歌磁带反复听，选了五首歌，然后把这些歌的歌词作为一个文件，准备在 起义发动后就散发。 为了引起注意，我把其中三只歌的歌词分别放在《中华大同书》的扉页，以便 让读到《中华大同书》的人都能看到这些歌。这三首歌为“向太阳奔去”、“明天 会更好”、岳飞的“满江红”。 我把其中“向太阳奔去”一首的歌词稍加改编， 使之更能表现中华文化复活的精神。不过由此引出的故事也却挺有趣的。后来《欧 洲日报》有个记者在采访我写《中华大同书》的过程时注意到了这件事，他在他的 报道里这样写道： “晏新明的三大册《中华大同书》的每一册前，都引有一首歌或一首诗。这大 概是他这部著作治学方法论的象徵。 中国人文学的治学方法，从老子、孔子到晚清，都不是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去做 的，而是在人生阅历的基础上感悟，即所谓的“诗性智慧方法”。凡人文学科，所 用的符号体系是自然语言。众所周知，自然语言中的概念是充满歧义的。例如，一 个耳熟能详的“自由”概念，在上个世纪就由一位英国公爵统计出两百多个定义了 ！既然概念充满歧义，那麽，按逻辑推理出的一切结论都是不确定的，因而是徒劳 无功的。回过头去看，我们中国的人文学科治学方法－－感悟，反倒是用了自然语 言之长。《中华大同书》作者在法国得博士学位，当然受过逻辑论证的严格训练； 但是，他故意要用中国的感悟方式，他的书就很像中国老庄式的夹叙夹议夹故事的 “政论幻想杂文”了。” 读了这样的文字我直想笑。读者一定会被这位记者的高明所折服，一下子就能 导出如此深刻的哲理，并得出“诗性智慧方法”的高深结论。不过结论虽然高深， 却与我的本意相去千里。其实我哪里有这么复杂，我只不过是为发动起义耍一个小 聪明而已。 3)形势利于起义 临动手之前，再分析一下当时的形势。当时整个中国大陆的形势可以说对起义 十分有利。 首先是自“六四”以后，邓小平一直没死，一直保持着对中国共产党的绝对控 制。邓小平不死，意味着共产党不变，也不平反“六四”，整个“六四”前后的那 个状态，经过那么多年，还原封不动地保持着。这个党就这样整整一大块地压在中 国人民头上。我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形势，这样才可能通过起义，把中共整个掀翻 ，连同它那个“五四新文化”的基础一块儿掀翻。可以说这个局势是能使中国人民 干干净净站起来，重建一个新中国基本前提。 这件事本身是不可思议的。中共自身是竭尽全力抵住了全世界的制裁、批评和 白眼才保住这个局势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乐意死得这样痛快。这几年可是世界 变得天翻地覆的几年，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试想，如果这几年中发生像许多人盼望 的那样一些事，邓小平死了，中共分裂成几块，这时再去发动起义，费九牛二虎之 力，掀翻一块留下两块，拖泥带水，得不偿失。说实话，中共分裂，人心必乱，起 义也动员不起来，最后是一块也掀不翻。所以说，一旦中共分裂，我就偃旗息鼓不 干了，因为没有条件了。然而这将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因为这时中国也就开始大乱 了。我是没有本事来收拾大乱局面的。 这一点是我与民主派的最大的不同。他们一直盼望着中共松动，出现公开的对 立派别，开放党禁、报禁，从而自己可以从非法变为合法，从地下走到地上，与中 共平起平坐，甚至是轮流坐桩。这是自私的想法，不是为了中国和中华民族好，而 是为了他们能成为有地位的东西。这是我最看不起民主派的地方。 其次是“六四”后，中国大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高涨， 为起义能成功创造 了取之不尽的人民力量。 这件事也是不可思议的。“六四”前，整个中国大陆是一个西化潮，“六四” 期间明明是中共开枪杀人，“六四”后，全体中国人却都开始重新认识中国文化， 都来讲自己是中国人了。这时中共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也开始鼓吹民族主义。就 是这个毁灭中国文化的罪人，这时成了中国文化的代表。这完全是一些毫无逻辑的 变化。面对着这种莫名其妙的事实，我只能说是老天有眼，要让中华民族在这个世 界上真正站起来，来拯救人类的危机，所以为中国创造出这股民族主义情绪，就靠 它来推翻中共的统治。 试想，如果中国人民的认识停留在“六四”以前，这时有人出来说，现在要推 翻共产党，建设“大同”社会，一定不会有人懂。我们这一辈人和我们的父辈们接 受的全是“五四新文化”，都没有接受过“大同理念”的教育，突然出来一个要建 设“大同社会”的说法，人们一下子肯定无法接受。 或者会有另外一种情况。“六四”开枪后，全国人民痛恨中共的专制暴行，开 始追求西方的民主制度，从而导致中国民主意识的高涨。民主代替专制，这是最合 逻辑的一种情况。而中国的事偏偏不这样发生。发生的事情却是，中国人开始重新 去认识自己的文化，开始意识到了自己是中国人。这一趋势刚好是从九零年开始， 与我的起义计划的诞生基本同时。在我的准备工作完成时，这种民族主义在大陆也 发展到了深入人心的程度。 没有中国大陆的这股民族主义情绪，起义的人民力量从哪里来？现在事情变得 简单了。现在有人来说要推翻中共，建设“大同社会”，从而使中国回到自己的道 路上去，一说人民就会明白，因为这时那些“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不知自 己是什么东西的人，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伟大的中国人了，并开始重新认识中国 文化的价值。建设“大同社会”是中国的唯一一条自己的路，中国人不去走自己的 路，还叫什么中国人？这个道理一讲就会明白。 我本人并不喜欢“民族主义”这一口号，因为它是通过两次世界大战而深入人 心的，是与战争、不宽容等不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等因素联系在一起的。中共驱驾 “民族主义”，注定要把中国拖入与西方冲突、与全世界冲突的境地，对世界和平 构成威胁。这种倾向后来由一本叫《中国可以说不》的书表达出来。我讲的是“中 华文化的复兴”，中华文化是属于全人类的，它的复兴是世界和平的保证。当然这 一复兴工作应先从中国做起，因为这一文化是从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提 炼出来的，中国人最能理解中华文化。 现在要把这股在“民族主义”口号下所包含的中国人自我文化认同的力量引导 到以推翻中共政权为目的的“人民起义”上，成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所喜爱的健 康的力量。这一点很容易做到，因为中共是没有能力来驾驭他们煽动起来的这股民 族主义情绪的。只要指出中共和“五四新文化”是摧毁中华文化的凶手，也是阻碍 中华文化复兴的敌人就行，因为这是事实。我在《中华大同书》用了许多篇幅来说 明这个道理。 其三是中共改革派这些年做了许多工作，这些工作稍加修改就能成为建设“大 同社会”的基础，从而使“大同社会”在中国实现不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 比如说中共改革派确立了中国城乡基层选举制度。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中国县以下社会组织是一种半自治性质的组织，由民间自发产生、政府认可，这是 中国的一个很古老的政治传统，可以算做传统中国立国的基本国策之一。这一传统 被中国的革命打断了，现在中共改革派又把它恢复起来，这是一件好事。如果他们 不做，在推翻中共统治以后也要做，然而这样就会增加建设大同社会的工作量，现 在他们做了，以后就省事。 不过，中共改革派实在不懂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解释说他们是在创立中国的民 主制度，这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恢复的明明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制度，怎么硬要把 它说成是从西方学来的制度？他们是在有意无意地把中国传统的复活拉到他们只能 理解的“五四新文化”的框架里。这样的例子有许多。明眼人都看得出，中共改革 派有务实的一面，又有“五四新文化”的一面，务实的一面使他们能做一些切实可 行的事，“五四新文化”的一面又使他们通过“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把中国人的 民族复兴的希望与努力往西化的死路上拉。这是一个毁灭中国的方法。这一点，中 共政权一打垮、“五四新文化”一砸碎，整个情况就会改变。 其四是以港台的“保钓运动”为号召，海外民间自发的民族复兴运动在此时也 开始苏醒。 这一运动一开始就是以海峡两岸人民共同行动为特征，对整个中华民族有极大 的号召力。但这一运动缺乏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力参予和策化，不能达到具有艺术性 的高水平，在日本人面前老吃败战，表现不出中国人应有的能力。 保钓人士的行为很像当年抗战时期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很勇敢，也很悲壮。九 六年五月，香港陈毓祥先生魂断钓鱼台，这一消息使我相当震惊，今年六月，香港 钓鱼台号又沉戈钓鱼台。面对着这一系列的不幸，我能深切地感受到香港人的那颗 真诚的爱国心在激烈地跳动，是那样的没有依托，是那样的壮烈与悲伧。 陈毓祥先生的死是为了中华民族不受人欺的大义，是为了中国不丢失祖先留下 的土地的民族大利，不是为了自己，因而他是全中国人民的烈士。香港人应该为拥 有陈毓祥先生而骄傲。我不明白香港为什么不为陈先生立纪念碑？当然，港人治港 ，香港人有权选择他们的好恶，但陈毓祥先生是全中国的烈士，香港人不纪念，中 国人民也会纪念的。这一天不会太远。 总之，当时民间保钓运动的出现，在某利程度上创造了有利于起义的条件。 其五，当时中国四处流传着在等待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小道消息。 差不多就在九六年上半年，几乎所有的海外传媒都在宣染一条消息：据传江泽 民到农村问一个老农，问他现在还差什么？老农回答说，只差陈胜吴广。当时这条 消息给人传达的信息就是：起义的时机到了。 4)开始发动起义 今天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信息时代，信息推动着这个世界的运动。现在我手里 拥有一个发动起义的三步曲，这是一个具有爆炸性的信息。原来我只是打算，等到 《中华大同书》出版时，我就把“起义令”和“人民起义方案”等文件捅出去，然 后就潜回大陆。而实际上当时我个人所面临的条件，比原来我所意料的要有利得多 。 这时，台湾中国青年联合会又邀请我参加第五届台湾之旅。这等于是给我一个 机会，让我亲自参加《中华大同书》的出版。同时，台湾之旅有来自全世界的十多 个国家的五十多位大陆学者，这就让我机会在台湾组织讨论起义之事。这个机会我 自己是很难组织得起来的。我前面说过，我发动的这次起义有个窍门：只要没人理 会，就不会有事，而只要一被讨论，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就必定会导致一次起义。 这次起义的机制，可以说靠两点，第一是信息，第二是靠一个永桓的原理：人 心会变。 我在香港时曾把起义方案给香港一个小有名气政论家看，看完后他说：“这根 本不可能，你要让大家来一齐做一件事，现在根本不具有这个条件。现在的中国人 只会各顾各，不要说推翻中共政权那么大的一件事，就是要动员一幢楼里的人一同 来打扫卫生都动员不起来。”我听完了以后直想笑。这是一位不会动脑筋的先生， 在他的经验里没有能力来做这件事，他就以为不可能。其实要动员一幢楼里的人来 一齐来打扫卫生，这当然是可能的，只要在各家门口先撒一点垃圾，然后再贴个通 知让大家某时出来一块儿打扫卫生，这时，不管是只顾自己的还是会替别人着想的 ，都不得不挥起扫帚来在自己门口画几下了，尽管有人会骂几声。 这当然是讲个笑话，不过道理是一样的。这次人民起义能否发动，取决于两个 条件：第一，起义信息是否能传出，第二，这个信息是否能引起讨论。只要这两件 事能做成，这次起义就成功一半了。 我的预测是，起义信息一传出，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中国要乱了，经济要垮了 ，于是大家都骂。有人骂就会有人出来反骂。当然开始反骂的只会是少数人，但这 会使起义的信息一直被听得到。这时就需要有时间这个发酵剂。要有时间让人静静 想一想，只要认真一考虑，就会发现，原来推翻中共政权，中国不会乱，经济也不 会垮，而只会更好。 这个过程就是人心会变的过程。这就需要计算。现在共有十个月左右的时间， 前五个月算是阴，大家都来反对，后五个月算是阳，大家开始不反对了。这时一个 单位内只要有人要动，其它人就会不得不动了。因为这时就是把要动的人交给政府 也已经不是办法了，这个单位已经不能安宁了。而一个城市只要的一些单位带头， 整个城市就会动起来；整个国家只要有只个城市带头，整个国家就会动起来。最后 是在很快的时间内的总爆发，结局就是皆大欢喜。这个从局部爆发到总爆发的时间 ，我的估计是二个星期。我的整个起义计划是按这个估计来做的。也许当时的中国 还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但至少这个时间是足够的。 这个计划我看不出有什么破绽，但如何能够开始讨论，心里还是没有数。这时 台湾朋友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自己就能把讨论组织起来，这让我很感开心。 这时，我与台湾的朋友商定，我七月三号到台湾，七月四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行 《中华大同书》，同时向记者宣布发动起义的消息。 之后，我就可以把我手上的所有文件在台湾之旅的讨论会上散发。我自己则在 这时潜回大陆。这些做法将会引起到台的大陆学者对起义的讨论，各种反对的、批 评的、支持的意见都会在这次讨论会上出现。二十天的台湾之旅结束后，来自全球 各地的大陆学人又会把信息带到全世界。这样一来，估计在七月底，“人民起义” 的信息就会抄得起来，整个进程会比我原来意料的要快“人民起义方案”。 我之所以要急于回国，主要的动机是要负责。 也许我的判断会错。所谓错，就是说起义信息发出后，根本就没人理会。你振 臂一呼，没有应者云集这事出现，那就等于说我的估计根本是错误的，我开了一个 全国人民一个大玩笑，那么我就得站出来负责，把自己交给共产党。这时我会向全 国人民谢罪，要杀要砍就随他了。 其次也有个人原因，那就是想好好休息一下。做了那么多年，我感到很累了， 真想好好休息一下。而真正让我感到安静、安全的，只有国内。 总之，这是一个万全的计划。如果动起来，起义成功，全国人民皆大欢喜；如 果动不起来或起义失败，我就站出来负责。全部人都可以把责任向我身上推，我好 汉做事好汉当，不连累人。 为了能把起义信息传达出去，我的造势运动分三个步骤： 一，把第一批文件给媒体。 第一批文件包括三份： 1)“起义令”； 2)“大同会组织章程”； 3)“致军 队与武警全体官兵的公开信”。 二，在台湾召开记者招呼招待会，发行上，中，下三册《中华大同书》，公开 宣布起义信息。 三，散发“人民起义方案”、“中国国旗草案”、“推荐歌曲”三份文件，并 组织公开讨论。 第一件事必须在我离开法国前做掉。 这件事在做法上，又安排为三个步骤：第一，先把起义信息发给我所收集到的 港台、美洲、欧洲的主要中文报纸；如果不起作用，就进行第二步，把起义信息发 给用中文发给各国驻港台的新闻机构；如果这一步还不起作用，就进行第三步，直 接用英文和法文在西方媒体上发布起义信息。 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出于我的一个认识。我总认为推翻中共政权的人民起义， 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所以我坚持先从中国人自己做起，如果中国人实在做不动， 才去找外国人帮助。 为了引起媒体的注意，我的具体做法是：把所收集港台，美洲，欧洲的主要中 文报纸的地址和第一批要发出的三份文件，同时寄给全世界九个国家或城市的朋友， 要求他们在同一时间向这些报纸寄出文件。这样的效果是，同一份报纸会收到从世 界不同地区发出的同一信息。 这当然是个小技巧，只是为了增加信息的份量。当然我并不指望媒体能照登这 些文件。我知道他们在处理这类东西时是很谨慎的，我只希望能为下一步打下一个 伏笔，等《中华大同书》出了，记者招待会开了以后，这时因为事前已有信息，就 不会太唐突，这样顺势如实报导就行。 其实我对报界的要求很简单，我只要求各报做这样一个客观报导：有某人散发 了一个“起义令”和一系列有关人民起义文件，此人近期已潜回大陆，留下了一套 《中华大同书》。这样一个报导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实际上我只做完了第一方案，就已经引起的中文媒体的注意。美国《世界日报 》七拐八弯打电话到我家，落实是否真有此人此事，如有他们就报导。而那时我已 离家到了香港。 5)钱的问题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六日，该准备的都准备了，该我做的工作都做完了。我再次打 电话到台湾给出版社老板落实出书的情况，得到的答复是：“你放心，到台湾就能见 书。”从各方面得到的信息也看不出什么问题。算算时间，离起义时间，一九九七年 五月十六日还差刚好近一年的时间，我该出发了。 要去做那么大的一次冒险，生死凶吉未卜，自己总得有点准备。其实我就是需要 一点钱，以应生存之需。我自己是什么都没有，家里有很少一点钱也不能拿，家里有 三个小孩、二个大人要养活。 我从来没把钱当回事。在我看来，钱不过就是水，今天有钱不等于明天会有钱， 它会流走；今天没钱不等于明天就没钱。有钱没钱关键在于能不能立起一个事业。这 个事业立起来了，钱就会流来。我发动以推翻中共政权为目的的人民起义这件事，只 要立起来，就会有钱流来，这点我一点也不怀疑。当然，钱流来是为了做事的，按照 我当时的做法，我自己是一分也拿不到的。但只要有钱来就行，于是我当时在写信给 朋友帮我做事时，都提到如果为此让他有所破费的话，就请用我的信去当地的大同会 报销。我发动起义的事失败以后，此事还被一个朋友大骂了一顿。当然，当时的情况 比我预区的还要好，我是没有理由去怀疑我的事会失败的。 我的这个关于钱的一个观点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当时我在巴黎有一个朋友 ，他对我的《中华大同书》提过不少中肯的意见，我就把我的计划透露给他，希望我 走后他能在巴黎做点事。我详细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他问我：“钱从哪里来？” 我就把我关于钱的观点讲了一通，他当时没有作声。以后我就找不到他了。我打 电话到他家，他夫人接到，问是谁，我报了我的姓名后，就在电话里听到他对他夫人 小声说：“不接！不接！”，于是他夫人回答我说：“他还没有回来，你以后再打来 吧。”我知道他已经把我看成了一个不切实际的人。 这事我并不在意，因为我的计划完全是立足于一个人打天下而设计的，成败并不 在乎是否有几个人不愿帮助我。 家里我也不担心。我把母亲接到法国帮夫人照看小孩。我有三本书将要出版，会 有一笔稿费，可以补贴家用。当然会有多少稿费要起决于我的事业是否立得起来。当 时我想，起义计划抛出后，我的书会卖得好，所以养家的钱我并不担心。现在只需要 为我自己向朋友借点钱。 我有一些朋友，原来都跟我申明过，他们可以帮助我钱，叫我不要当心。但没事 我是不会求人的，当时我在巴黎靠教拳为生，日子也能过得去。现在需要钱了，我打 算分别向几个朋友借五万法朗，算一算这个数对待一年也足够了。一开口，才知借钱 是很难的。我向一位做生意的朋友借两万，他一口答应，叫我过几天去拿，他跟夫人 说一下。到时间我去拿钱，他说实在对不起，只有五千可借。就这样，跑了两星期， 只借到二万三千法朗。我不愿再继续去求人了，就以这点钱做底本吧。我把一万留在 家里，身上带着一万三千法朗就离家了。 算一算在台湾不需要花钱，吃住由台湾组织者包了。只是在香港要花一点，这点 钱为回到大陆是足够的。一切回到大陆再说。钱回到大陆再找。我是不怀疑我找钱的 本事的。总之我只可能被人害死，饿是饿不死的。 临走之前，有台湾朋友劝我不要到台湾。他说：“现在台湾人很靠不住。你要在 台湾开记者招待会，宣布起义，这凶多吉少。这事最好是在香港做。”他的理由是， 现在台湾有实力的人都不会喜欢我要做的事。整个朝野明的暗的都在向台独方向尽劲 ，他们是不愿意看到大陆真的好起来的。而且台湾政客有用黑社会的习惯，是很可怕 的。那时台湾刚在中共的飞弹下举行完大选，整个社会的矛盾冲突暴露得很充分，局 势真的是很说不清。但我并不愿意放弃这次可以在台湾组织讨论的机会，就说多长几 个心眼儿，小心点就是。 6)台湾搁浅 我七月三日到了台湾，七月四日见到负责出《中华大同书》的出版社老板，他说： “对不起，因为六月份台湾学校考试，纸涨价了，我不能印刷，不过你放心，我两个 星期就做得完，七月十五日肯定给你书。” 这是商人的语言，但在那时我到了一个人身地不熟的环境，也只好听他的、信他 的。 才到台湾就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第一步已顺利迈出，第二步却出了意想不到的 问题。我本来并没有打算在台湾呆，这下也只好耐心呆下来，等待出版社的消息。记 者招待会没能按时招开，而我还是按照计划，请台湾朋友帮忙，把我带去的材料各复 印了六十份，准备七月中旬后再在台湾之旅的研讨会散发。 这是我第二次到台湾。这次与上次一样，还是住在总统府后面的“国军英雄馆”。 台湾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它的总统府。这是一个建筑在广场上方房子，形状很像天 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堂”，不过看上去一点不干净。九二年时我发现后面一个 玻璃窗的玻璃坏了，我在“国军英雄馆”住了近一个月，经常路过此地，这块玻璃竟 没有被换掉。总统府前面是一个不大的广场，竖着八个大字：“反共必胜，建国必成 ”。让我最吃惊的是，这个总统府周围居然还放着绕成圈的铁丝网。这丑玩意儿我一 生中只是在大陆的那些反映国共内战的电影里，诸如国军的城防司令部门口等镜头里 才见过。当时给我的印象是，这是一个打临时主意的总统府。 我问台湾朋友：“为什么把这玩意儿放在这里？”我的意思是说可以有许多方法 来代替它。 台湾朋友见惯不怪的回答我：“这叫拒马。” 这次到台湾，广场上“反共必胜，建国必成”几个大字不见了，总统府后面的坏 玻璃也换了，而“拒马”依然放在那里。 与第一次相比，九六年的台北市显然比九二年萧条了许多。九二年到台湾，让人 感到很舒服的事是晚上在街上散步。台北的天气很闷热，白天让人感到很累，晚上好 一点。十点钟街上正热闹，满街小摊，到处是小吃，一种只能在台湾吃到的油笋丝和 海带，遍街都是。我一直是认为这是台湾最好吃的东西。要上几碟，加上一杯啤酒， 那种感觉是令人难以忘怀的。离开台湾以后，只要有人跟我谈台湾，我从不忘了向人 讲述一通我的这一感受。 而这一次到台湾，这种感受再也找不到了。街上的那些小吃摊都不知道到哪里去 了，晚上十点钟行人就很少了。我逢人就问，哪里能卖到油笋丝，结果在台湾二十多 天，终未能卖到。最后还是给我书出的那个小老板知道我有此心愿，在我在离开台湾 前送了我一小袋以了此心愿。 我曾经说过：“台湾最是中国。” 这是我九二年到台湾后，又到香港和大陆，经过比较三大中国人区域后得出的认 识。 之所以这样说，并不仅仅因为台湾的中国文化传统保留得最多，而且也因为这里不 像香港那样，人人都急匆匆的，好象都在做大事；也不像大陆那样，人人都很紧张，一 排队就一个紧帖着一个向前面挤，好象时刻都在提防着不让别人占了便宜。就生活节奏 而言，在大陆和香港生活都很累，台湾要自然得多。 当然这并不是说，台湾就代表着中国人的成就，如同许多鼓吹台湾经验的人所说的 那样。台湾的污染很严重。到台北一下飞机天就是灰蒙蒙的，就像到了矿区。街上骑摩 托的人很多，都像戴防毒面具一样的戴个口罩，而且还经常是黑的。台北市的建筑可以 说很难看，特别是一些所谓的创意建筑，真可谓要多别扭有多别扭。有法国朋友跟我说 ，台湾的难看处很像日本。我没有去过日本，不敢说。但基本上可以说，台湾的现代化 并没有搞成，商业化到是搞成了，搞成了一个没有创造性的商业社会。有一些学者说， 台湾的今天，就是大陆的明天；也朋友告诉我，日本的今天，就是台湾的明天，而大陆 人还什么都不懂，正在那里“摸着石头过河。” 通过两岸三地的实地观察，让我深深感到，目前中国人搞现代化，无论是台湾还是 大陆，实在是不该如此。照这条发展道路走下去，中国就会成了第二个日本，时常要被 人用“智慧产权”的大棒在头上敲。 目前这个中国人的商业社会实在没有什么意思，完全降低了中国文化的水平。时不 待人，“大同社会”的建设非动工不可了。 我就这样百无聊赖的跟着其它人在台湾转。一位美国来的学者问我：“你要起义还 不快去组织，怎么还有心思来倍我们玩？” 我是无可奈何。 7) 天意不成？ 从南方转了一圈，十五日回到台北市。 我打电话给那位出版社小老板，告诉他我已经从南方回来，他应该给我书了。这位 活宝回答我说：“还没有做完。会很快的，你放心。你离开台湾前一定给书。” 这时我已经明确地感觉到这位老板实际上什么也没做，他是在哄我玩。事情开始变 得很麻烦。我应该立刻做的就是重新找出版社，一切从头来。而这时我的旅行证只剩一 个星期的时间了，时间完全不够了。 台湾政府对到台大陆人士的控制是很严的。像我这样持大陆护照的人到台湾，下机 后海关扣下护照，换来一个旅行证。那个发放旅行证的政府单位有一个很难听的名字， 叫“大陆灾胞救援总会”。每次拿到这个单位的信函就浑身不舒服。我明明是作为大陆 在海外的杰出学者被台湾有关单位邀请到台的，怎么一到台湾就成了“灾胞”了。旅行 证上在台的期限写得很清楚，由邀请人做保，到时间就得立即离台，一天也不能拖。这 时我的确着急了，赶快提出要求延长在台时间的申请，尽管我心里明白这是没有多大用 的。 第二天是七月十六号。这天的活动安排是拜会海基会和外交部。我请了个假。我得 准备一下。按照原订计划，我现在应该把手里有关起义的材料发给大家讨论了。这是最 后的机会。 但是，这时《中华大同书》没有了，我把“起义令”等一些东西拿出去，这算回什 么事？不是很可笑吗？ 我要做的事情的意义并不在于推翻中共政权，而在于建设“大同社会”。这个性质 是由《中华大同书》来规定的。如果《中华大同书》没有出来，我就成了只知道“打倒 共产党”的勇敢分子。而种人从来就是我看不起的。 而且，我个人的质量也是由《中华大同书》来体现，而不是由“起义令”之类的东 西来体现。“起义令”一张纸，谁都可以写出来，而《中华大同书》就不是任何人都能 拿得出来的了。《中华大同书》与“起义令”有个呼应关系。《中华大同书》是为取代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作的，只有这一步被公认了，“起义令”才会具有“势” ，才能起作用。如果没有《中华大同书》的这一层意义来支撑，“起义令”不过就是一 张纸。 现在《中华大同书》的确没有出来，接下去的事情该怎么做？这时我心里很乱，理 不出个头绪，就一个人到街上走走，想理一理思路。这时明确感到这么多年的辛苦、这 么多年的希望就要泡汤了，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疲倦，像泄了气的 皮球似的疲倦，一下子冒了出来，感觉好象步子都快要迈不出去了。 我在街上一个小食店门口人行道上的座位上坐了下来，吃了碗面条。这时来了一场 大雨，雷电交加。我看着街上的大雨，心里问自己：“究竟还该不该继续进行呢？”心 里一点主意没有 , 就对自己说：“问问老天吧。” 这个念头才刚一动，“轰”一个雷就打进了我的身体，接着又是几个雷。我立刻感 到身体僵住了。当然不是一下子就不能动了，而是由下而上的一个过程。开始是脚腿， 接着是腰，然后是脖颈，最后全身都僵住了，不能动弹。这时，我试着眨眨眼，还行， 头脑也挺清醒。而体内就像水烧开了，到处在沸腾、过电；喉咙里像有一团火；小腹在 急促起伏，做着一种从未体会过的自然腹式呼吸，用一种平时的急促呼吸所不能达到的 速度。 雷声一直不断。天上每打一个雷，体内就急速沸腾一阵。 我知道中国气功里接雷电的练法，但这我只是从书上看到，并没有试过。今天大概 是在雷电雨时，我无意中向天给出一个意，结果把雷电引到了我的身上。我想，接雷电 的功法大概就是这样练法。仔细体会一下，也没感觉到有什么危险，干脆就由它去，认 真体验一下这个奇异的感觉。 大约四十分钟，大雨停止了，体内开始渐渐安静下来，手脚也能动了。这时只觉得 心口热呼呼的，全身绵绵，一身轻，走路就像飘一样，真舒服极了。这场雷电把我打得 心惊胆颤，而身上那股疲劳劲却被一扫而光，浑身又充满了活力。 我是敬天的，但我并不会解天意。老天要告诉我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我才一说“ 问老天”，劈头就挨了一顿雷？ 这时我对自己说：“老天对我说，这事不能做下去了，要做下去就很危险，停止吧 ！” 当然，老天并没有告诉我任何东西，只是我把这场雷击当成是天意，这样我就心安 理得的收兵了。 真实理由是，当时的情况让我没法做了，如果还强撑着做下去，那就注定要败得很 惨了。 我回到宿舍里，就把所有有关起义的材料收了起来。 实际上，虽然我没有把手上的材料正式散发出去，但还是私下征求了一些人的意见。 我要发动起义的消息在那次台湾之旅的大陆学者中还是私下传开了。这时，有人对我怒 目相视，咬牙切齿；也有人说我是“勇士”；也有人写首诗给我： 莫要虚张断弦弓 岂再云长遇汉升 赏松骑鹤几明月 观花走马一流星 扬首无端寻赤兔 回头是岸见驴公 玉入深宫不知了 凤叩龙门何轻松 当然，反映最奇怪的要算民运人士。他们对我的起义计划完全保持沉默，一反平时 总是声音最大的常态。偶然有人问：“要是起义成功，未来的中国领导人就是你了？” 他们的脑袋是乎过于复杂，太看重这一类的事了。未来是未来，天晓得是回什么事 。目前是提着脑袋做事，是生是死、是祸是福未卜，想那么多干什么？ 有一位老前辈，看了我的起义计划后，想了好几天才对我说：“这事可做，但不是 由你。” 我欣赏他的直率。当时我回答说：“你说得有道理。那么该由谁？” 他没有回答我。说实话，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找合适的人。如果有合适的，我立刻拱 手请之，求之不得。这帮人是太不了解我了。 当然，也有民运活宝，坚贞不移。比如说，我把起义计划拿给吴国光看，想听听他 的意见。在民运人士中，我是比较欣赏他的，因为他提出了“不立不破”这样有头脑的 口号，而我自己正是这样做的。现在我已经“立”了“大同理念”，该来破“共产制度 ”了。我很想知道他对此是怎么想的。 几天以后他把起义计划还给我，笑咪咪的对我说：“太忙，太忙。没有看完，只看 了一半。提不出什么意见。” 我当然不会去为难他。我让他不知该说什么了。 这类人并不喜欢我。当然，他们并不认为我是个“老粗”，跟我接触会浪费他们的 时间，不过我的“起义”让他们感到不安，这不利于维护他们那“和平、理性”形象的 纯洁性。在香港时，我有事到中文大学，想顺便去看看吴国光，打了几次电话都感到躲 躲闪闪，那就算了。 他们这些人真的懂得不多。他的“不立不破”不过是叶公好龙而已。不过我很喜欢他 们这批人，因为他们不坏。 总之，所有反映加起来，整个感觉与我原来预计的差不多，起义信息的确深深触动 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人。 但这时《中华大同书》没有出来，有人问我：“什么叫大同社会？”我试着解释， 但问题实在太大，我没有办法三言两语说清楚。他们也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在他们 脑袋里，“大同”就等于是“天下为公”四个字，我说不是那么回事时，他们就完全没 法思想了。 谈论这个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全新的知识体系为依据，我做了五年才做出个大模样， 如果不读《中华大同书》，一下子怎么能了解我的思路。特别是“气一元论宇宙观”， 他们一下子根本接受不了。我做了几次尝试，发现他们全都没弄懂，以后我也就不再愿 意多去解释了。当时我已决定放弃起义计划，他们爱怎么想，听之任之。这时，我明显 地感觉到一些人把我当成了勇敢份子、亡命之徒，不愿与我多来往。 另一方面，自从我要发动起义的消息传开以后，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人们对我的爱护 。自从我到台湾直至离开，“你要懂得保命”、“你要自我保重”是我听到得最多的话。 一个来自美国的教授对我说：“你要做这事中共决不会放过你，那怕你在法国也没 有用。”她告诉我，在美国，有人就因为给中共造成了威胁而被人推下地铁，莫名其妙 地死去，而且报上都不报导。她说，对中共政权无论你把它想像得怎么坏都不过分，她 是不希望看到她的朋友遭这个政权的毒手的。 所有的关怀都让我感到温暖。而所有这些关怀又都表现出对中共的“惧怕”。不但 大陆人这样，台湾人也这样。人们怕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它的确是当今世界上最可怕 的政权。 我离开台湾前，有台湾朋友来送我，我有些伤感地说：“人们都不理解我，以为我 神经不正常。” 台湾朋友连连对我说：“最好！最好！你就承认是神经不正常。” 我很能理解我的朋友。他是当心从此会失掉一个好朋友，所以希望我能有自我保护 的办法，因为法律不追究神经病人的法律责任。 这种全世界对中共的“怕”，实在令人伤心。除了颠倒是非、专横拔扈外，中共本 没什么本事，大概就是大家对它的这个“怕”字，保住了中共的命。 我已经接到了不可能在台湾延长居留的答复，这就是说我必须按时离开台湾。这时 ，那位出版社小老板又来安慰我了。 他说：“没关系，你先去香港吧。我答应的事肯定会做的。你到香港三天后，我就 把样书寄给你。” 当然，现在我已经不相信这位小老板了。我不明白台湾怎么会出这样的生意人。没 有信誉怎么还可以做生意？ 我到香港，主要是等其它出版社的回音，这是我最后的一线希望。 我联系的几家出版社是很负责任的。他们很就给了我答复，他们不能出此书。比如 说，远流出版社是这样答复我的：你的书是好书，很有启发性，但就是太硬，我们不能 出。 重新联系出版社这件事做得太迟了一点。我在香港也没能成功。一切补救都来不及 了。现在我面临着是否要回家的选择。 我到罗湖口岸。对面是大陆，后面是香港。中国虽然有十二亿人，但目前能有办法 使香港不落入中共之手的，只有我一个人，而我却被一个台湾小商人给套住了。想到这 里，心里无限伤感。 我很想潜回大陆。当时我还没有引起中共当局的注意，要回大陆是没有问题的。但 这时回去，所能做的就是睡觉，已经不具其它实际意义了。尽管好好睡上一段时间是对 我有极大吸引力的一件事，但这成本也太大了。想到我身上只有最后的一点钱，不能这 样轻轻就丢了，于是决定返回法国。 我发动起义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8) 自我总结 今年 (一九九八年) 二月，美国著名民运活动家王炳章博士做了一件很类似我九六 年做过的事。他写了一本《民运手册》，然后闯关回国，造成了很大的新闻轰动。不过 他做这件事就显得毫无章法了，让人弄不清他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一些说法，一说 是回去“搞调查研究”，一说是回去“组党”，但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去“搞调查研究 ”或者“组党”，却没有明确的说明。 王炳章博士的这一行动的确造成了很大的新闻效应。这很可惜。如果两年前我能造 成他那么大的新闻效应，共产党政权早就垮掉了。就算有幸不垮，对中国问题的探讨也 会被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这个问题是出在中文媒体身上，我以后会专门来谈这个问题 。 我仔细地阅读了王博士的《民运手册》。说实话，这确是一本集中国民运之大成的 小册子，它展现了王博士的确是中国民运人士中难得的人材。不过由于民运层次自身的 局限，尽管王博士才气横溢，却脱不出民运那个圈子低能的俗套。 就说“民主理念”吧。 王博士论民主的角度比一般民运人士要多，说理也能深入浅出，甚至还能指出西方 民主理念里的各要素中国文化里全有等等。不过仅此而已。尽管王博士竭力要表现出独 立思考的能力，但他与其它所有运民人士一样，终不能逃脱替西方人背书这个怪圈。 西方民主思想传到中国，到了孙中山先生那里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也就是说， 孙中山先生的民主思想，已经是一个综合全世界各民主国家的好处，又综合中国传统政 治的好处，要把中国建设成全世界最民主，最自由，最富强的国家的思想。今天的民主 派尽可以说不同意孙中山先生的意见，尽可以拿出自己独立的观点。但所立之论至少不 应该低于孙中山先生的水平吧。 而王博士的立论却是光阴倒流了。他只要把西方民主搬到中国，其余的他就全不管 了。至于把中国弄成或印度、或巴基斯坦，或菲尼宾，或蒙古，他认为都是“民主”， 都好。 “民主”这东西本不是中国自身的问题，而是从外部强加给中国的问题。也就是说 ，中国要想解决自己的问题，要想发展，达到现代化的程度，完全可以不需要经过西方 所经过的那些过程，也完全可以不用西方那些办法，中国人全能做得很好，有些地方做 得还可以比西方更好。 孙中山先生要说服中国人，把西方的民主体制引进中国，他首先就得解决中国文化 的定位问题。孙中山先生用“民族主义”把中国文化定位为基础性的东西，西方一切引 进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获得在中国存在的理由；然后他必须解决用一个最好的 办法，让中国尽快实现工业化的问题。这是他的“民生主义”。他只有解决了这两个问 题，他才能引进他的“民主理念”，把这个理念夹在二者之间，称之为“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之所以为“三民主义”，不是“一民主义”，那是非这样不可，不然就不 要在中国讲“民主”。 而且，孙中山先生还必须证明，他的“民主理念”是全世界最好的，称之为“民权 主义”。只有做到这一步了，在中国还没有出自己的大思想家的前提下，孙中山先生的 “三民主义”才勉强可以被中国人有条件的接受。所谓有条件就是说，一旦中国产生了 自己的大思想家，“三民主义”这类西化思想就得让位。 现在做民主派可轻松啦。中国怎样才能现代化，中国人民怎样才能幸福自由，安居 乐业，国势怎样才能强盛，环境怎样才能优美，中华民族怎样才能为全人类的和平进步 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些全不用考虑了，憋足劲把中共体制换成民主体制就行，这样 做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全不用管。 那么今天的中国民主派是否真有能力让民主体制取代共产体制呢？ 让我们看看王博士提出些什么办法。 王博士说，办法很多，“如：成立地下民运组织；出版、印刷、散发民运宣传品； 对中共党、政、军组织进行宣传和组织渗透；对中共人员之间进行离间活动；组建城 市游击队；训练武装骨干；适时攻占某些城市，建立民主政权；购买、制作、储备炸药 ；炸毁中共罪恶象征性建筑物；侦察中共武器库所在地，以备革命高潮来到时而用；绑 架罪大恶极的中共官僚；暗杀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侩子手；策划武装政变；组织武装起 义，等等。”再加上“抢劫、诈骗中共银行”、“向贪官污吏索钱”、“发动工人集体 瓜分工厂的财产。”等等，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这些办法民主派是否真有本事实施暂且不论，就算民主派真有本领把“渗透”、“ 离间”、“攻城”、“爆炸”、“绑架”、“暗杀”、“抢劫”、“诈骗”、“勒索钱 财”这些办法全部一块儿拿到大陆实施，也推不翻中共政权，更建立不起民主体制。因 为既然你可以这样对待别人，别人又怎么不可以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你？那还有什么民主 体制可言。 这些办法并不算什么新花样。过去国共两党的党争中全用过，今天全世界的恐怖主 义分子还在用，目前新疆分离主义分子也正在大陆实施。问题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 政权会被这类的办法所摧毁。所有人都讨厌这类做法，而少有政治家会真怕这类行动。 这类行动如真能奏效，那么事情就会变得太简单，阿拉伯全教旨主义者就能来解放中国 人了。 王博士显然是从恐怖主义那里学来这些办法的。王博士在他自己的举例说明中也承 认，这些办法在目前全世界的实践中，只是恐怖主义用来抬高身价的办法，而不是更换 制度的办法。问题是，为什么王博士还那么热衷于这些办法？ 说到军事政变。这也没有什么意义。 像中共这样的政权，它并不是几个坏人的问题，而是整整一个党的问题。而这个党 又与正统治着中国知识界的“五四新文化”紧紧粘在一起。这种情况使得军事政变无济 于事。军事政变是一种后遗症极大的换人的办法。这对一个党，一个“文化”来说，根 本就没有什么用。 至于“武装起义”，那就是占领一个或几个城市，然后就开始打全国内战的办法。 中共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结果中国就掉入 二十多年的内战中，还引来了日本的入侵。中国现在如果再掉入内战中，这么大个国家 ，有那么多野心家，没有十年八年是打不完的。已经有那么深刻的历史教训，今天的中 国人是绝对不会再干这事了。文革后期的造反派，全国上下有那么强大的势力，要人有 人，要枪有枪，要钱有钱，手里还有天子密诏 (毛泽东那时发表的“重上井岗上”的 诗可看作是给造反派的密诏 )，最后要上山打游击都打不起来，不要说民主派那点力 量了。 王博士的办法看来是没有办法在中国实施的。不过实施不起来最好，不然中国就要 再毁一次。 我有一个基本的观察与王博士是一致的，那就是我们都看到了目前的中国是一堆干 柴，一点火星就能把它烧起来，而且不管有没有人点火，这火都会自动烧起来。而面对 着这种局势，我和王博士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作法。王博士的作法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用尽一切办法赶快放火，把火烧得越大越好。我的办法是，知道这火注定要烧起来， 生怕把中国给烧掉了，就按照设计好的方式，小心翼翼地去放火，把火引到只烧中共那 堆破垃圾的方向，让这场火对中国有个大吉大利的结果。而如果失控，能用自己的身体 扑上去，把火熄灭。 这就是我和王博士的最大的不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不同，那是因为我是用中国 文化的方式去思考问题的，而王博士却是用旧式革命者的方式去思考问题。 他的这种“革命观”是从哪里来的呢？ 王博士自己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的。他说： “圣经 <<使徒行传>>示喻革命的权利：咱必须服从神，而非服从人。” “神，已经给了我们启示；神，已经给了我们方向；神，已经给了我们机会；神， 已经给了我们力量。 向前吧，向前！伸开双臂，迎接神的国度。她，就要降临在世界的东方！” 这是王博士最不诚实之处。 西方的神“上帝”从来就没有启示过中国必须实行民主制度，更没有启示过这个民 主制度要用王博士的那些恐怖主义的办法去搞。我不明白王博士凭什么说“神已经给了 启示；神已经给了方向”。 而且我还可以把话说得更明白： 假如“上帝”真有要由西方文化来统治世界的意思的话，那他就是一个不称职的神 。想想看，如果有位神安排西方人到中国也只能看到教堂，看不到庙，那么此神就是不 公平的，中国人就只能把它认做是“妖”。假如说中国人受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统治也是 神的意志的话，那么我们就反了，管它什么上帝不上帝。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民主派在他们的民主理念失落后，只有去信上帝才能获得精神 的平衡。宗教信仰是人的自由，这本无可非议。问题是从无神论者转变到有信仰者以后 ，应该知道如何拯救自己，不应该以神的名义到处乱说话，用神来吓唬人。有信仰者应 该比无信仰更严肃些才是。 从王博士贡献出来的那些主张来看，很难让人相信王博士是个真的基督徒。“神的 启示”这类东西是不能随便玩弄的。王博士如果一定对神的启示感兴趣，不妨去研究点 “圣经密码”之类的东西，不要来谈中国政治，有些心得后再说话，大概就不会太离谱 了。中国的事上帝不懂。 以上对王博士的评论，可能话重了点，不过语重心长。 王博士显然没有从大面上判断是非的能力，不过终究还是个难得的人材，有足够的 勇气，也有许多点子，还能采众家之长 (当然目前只能采民主派内的众家之长 )，在许 多地方也表现得很真实。如王博士能放弃那祸国秧民的“民主理念”，不要去学恐怖主 义那套乱七八糟的东西，多习些文武之道，或许真能成为一个能带兵的。 现在回过头来说说自己的事。 九六年我发动起义失败后，灰溜溜地回到巴黎。原来借我钱的都来要钱了。不少朋 友把我看成只会说，不会做的人。有一段时间有很强的失落感。这时是法国著名数学家 施维舒先生给了我最大的安慰。 施老先生一直是我的事业的强力支持者。他在法国生活了四十多年，在数学界做出 的成绩是世界公认的，而他的心却系在中国。施先生虽然是世界著名数学家，他的最大 的心愿却是在中国重现大唐盛世。多少年来他一直为此默默地努力。老先生在这件事上 的座右铭是“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他收集各种中国或西方的资料，无论是正面 的还是反面的，只要能证明中国文化是很伟大的，他就把这些资料复印下来，分发给他 身边的每一个人。施先生知道自己年纪大了，已经做不了什么大事了，就把复兴中国文 化的希望寄托在青年学子身上。他请他碰上的每一位中国留学生 (无论是台湾的还是大 陆的) 喝咖啡，向他们讲中国文化的道理。由于他做学问态度的真诚和为人的真诚，施 老先生在法国一直是最受中国留学生尊敬的大教授。九零年我与施老先生认识，我跟他 讲了我有推翻中共政权，复兴中国文化的计划后，可以说我们就一拍即合。这些年来老 先生一直关心我的进度，及时地给我忠告、鼓励与鞭策，当然有时也有很严厉的批评。 这时我失败而归，施老先生对我更是倍加关怀。他很准确地指出了我失败的原因。 他说，这次发动起义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是我自己还没有站稳就匆忙行动。自己没 站稳，许多事就得去求小人，而发动起义这种大事去求小人，就必定要摔跟头。老先 生说的一点不错，我那可爱的台湾小老板就是这样对待我的。开始时他认为我没有名 气，需要借助他去出名，就有意给我拖一拖，想把我的稿费压到最低，甚至不给，后 来他发现我原来是在准备起义，又把他吓坏了。这事就这样吹了。老先生告诫我，摔 跟头不要紧，可以站起来，关键是从现在起就要扎扎实实打基础。特别是像我这样用 一个人打天下的方式做大事，更需要掌握必须在每个细节都能控制的前提下才能行动 这个原则。 施老先生的教导对我很有益。这时我已经冷静下来了，开始重新检查我的计划。 经过前后左右的比较，我还是认为我拿出的计划是目前中国人所拿出来的最好的 一个，再跟一些懂道家学说的朋友论证，也看不什么问题。我之所以失败，并不是我 的计划不可行，而是我当时的人事关系不足以成事。 再看看原来我做计划时所依照的那些中国大陆的客观条件，可以说一个都没变， 反而越来越成熟。去年邓小平死了，中共并没有分裂，而是以一个“江核心”来代之。 我很喜欢“江核心”这个名词，因为这个词听起来就像“僵核心”。这是一个等死的 “核心”。 说实话，中共政权在我眼里，不过就是死猪一条。我想什么时候打它，就能什么 时候打它。它能对我怎么办呢？它要把我杀了，它就死得更快，死得更惨。我的“起 义令”早就签署了，只要再换个时间就行，而且也只有我能控制局面。我的价值，或 者说我的威慑力并不在于我的肉体，而在于我拿出的这套东西，这套方法。现在这套 东西已经出世了，中共政权就是消灭了我的肉体，也消灭不了这套思想性的东西。 我这套东西是完全虚的东西，不好破。不像带几个兵，或者组几个党那样好对待 。我一直认为，中共要想彻底破我的功，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中共内部也得出高手， 证明我这套东西根本行不通，让人不相信我，这时我的虚法就变不成实了。如果中共 内部真出这样的高手，那就是老天不要中共完，我自己就会主动去拜他为师，宣布我 这套东西不行。 话又说回来，我并不是那种只想盯着中共往死里打的人。我终究不是职业革命家 ，而是个自由人。现在不等中共内部出高手，我自己就宣布不干了。发动起义这种事 我已经做过一次，不想再做第二次了。没有什么道理，就是没有兴趣再做第二次。当 然，除非是中共逼我。 我现在只想去做生意。 9) 学做生意 我开了个出版社，下海学做生意。 开这个出版社，既是必然，也是偶然。 之所以说是必然，那说是我必须要有一个办法挣钱养家活口。我过去靠教太极拳 吃饭。我离开巴黎时关掉了所有的课，并向学生们告别说不再回来了。出家时又丢掉 了通讯本。我发动起义失败后回到巴黎，失掉了与大多数学生的联系。而且这时我更 忙了，也没有时间再去从操旧业。像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在法国也很难找到一份工作 。有一个出版社，也算一个工作，或许能把吃饭问题对待下来。 之所以说是偶然，那是因为在我发动人民起义失败后，应该把《中华大同书》出 出来。虽然此书本是为发动起义而写的，但终究是一本有益的学术著作。尽管发动起 义已经失败，但既然我已经把它写出来了，就应该把它出出来，交给社会去评价。 经过台湾这一趟，我才知道找出版社不是那么容易的。特别是像《中华大同书》 这类的书，一般出版商是看不懂的。 经过这段时间的闯荡，接触了不少出版商，知道他们是怎么出书的。一个出版商 向我传经说：出版商是不看书的，只看封面和前言几页，为了判断作者的文字是否流 畅。出版商是一种有特殊本事的人，他只要在街上走走，与人简单交谈，就能知道哪 种书好卖，然后把那类书找来，把封面排版做得漂亮，广告做得响亮就行；当然不能 保证所有出的书都能赚钱，这就需要多出一些书，尽量不出不赚钱的书，把比例把握 在八比二，八分赚钱，二分不赚钱，这个书商就是个好书商。 这一说法是合乎事实的。比如说，他们在街上打探到目前中国人都对关心中国的 未来，为中国的前途担忧，有《中国可以说不》这类的书出来了，他们就把这类书抄 得全世界知名度极高，尽管此类书并没有多少价值；他们又打探到目前中国人都对大 陆中共官员的贪腐十分不满，他们又会把《天怒》抄得纷纷扬扬，尽管此书从小说的 角度看，基本可算是粗制滥造之作。如果这时有人说，现在有一部“大同书”，能真 正解决人们所关心的问题，请您介绍给读者吧，他们一听，什么“大同”？不懂是回 什么事，再问问别人，别人也不清楚。那么你就是不能为他们生财的人，他们就会把 你拒之门外。 这正是小人治世的特征。写书的人本是智慧之源，读书的人是吸取知识者，书商 只是二者的中界人物，而现在他们变成了作者的太上皇。他们基本不具有鉴定能力， 扮演此类角色只是为了生财，由他们去引导作者，迎合读者，这个世道就成了小人之 世。 面对着这个小人之世，尽管人们可以愤愤不平地说，“这个不合理的世道一定要 打破”，但到头来任何君子都不得不去求小人。 我也不例外。 有朋友给我建议，说《中华大同书》的好多内容与大陆目前的局势发展完全吻合 ，是可以在大陆出版的，不妨到大陆试试。这个建议很合我意，于是我就把《中华大 同书》化整个为零，分成了近六十篇，分别投给了大陆和香港的社会科学刊物。 这一办法并不凑效。花了好大力气，投出六十多篇文章，结果包括香港在内，只 有三个回音，两个说不要，一个说要。这就是说，几十万字的三本书只出去了一万多 字。 我一直想自己出书，但苦于无钱。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一个学生表示他可以借 我钱，把书出出来。钱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这时我想，按照常规，《中华大同书》 的出世应该没有问题了。我开始试着在港台联系自费出书。 也许是老天要让《中华大同书》不那么容易出世。不可思议的是，此书竟连自费 都没人愿出，而且求朋友托人情都没有用。这时我已经被逼到了绝路，最后只好决定 自办出版社，把书出出来。 我开出版社是不得已的，是被逼出来的。假如《中华大同书》出版顺利，我也可 能会去做生意，但不会去开出版社。 我的出版社叫“新意出版社”。这个名字的本意是，什么书都可出，只是强调要 有“新意”。我对《中华大同书》进行了很大的修改，又把修改过的“人民起义方案” 做为第三册的第十三章加进了大同书，做为对曾经发动过的“人民起义”的记念。这 样，《中华大同书》就成了新意出版社所出的第一套书。 出书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工作。人们常说，在不能自立以前，出版社是非得有 一个财团来支持的。而我是一个人，根本谈不上什么财团的支持。而且我也没钱请工， 那么从编辑、排版到封面设计，所有工作就得由我一个人来做了。有朋友说，我一个 人做了七、八个人的工作，这一点不假，而且是在没有一分报酬，也没有稿费的情况下 做的。为此我把我自己的钱全部贴了进去，当然也让我学到了不少新东西。 花了半年时间，书做成了，联系印刷却成了问题。虽然说这是我付钱，但由于这套 书太敏感，花钱也有问题。几次联系，最后都不成。有一次联系香港的一家印刷厂，一 切都已经联系好，正要开印前接到香港老板打来的电话。他跟我商量说：刚看完这个书 的内容，太敏感了，会给我在回归后带来不便，但现在已经做到这一步了，也不好推。 这样好不好，书我还是给你印，但不用我的公司名，钱也不要付到我的公司的户头上， 你把钱付到我的一个朋友的私人户头上，以后查不到我头上。 这正是人们常说的香港人的“自律”。还在回归以前，香港人已经这样做了。 我说不行。法国的帐目制度是很严的，我到处借，就凑足那么一点钱，付到了私人 帐上就黑掉了，不能在税务上说得清。人民起义这事对我来说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是在 做生意，出钱请人做事，但与我接触的人依然是那样紧张。 后来是香港的一个朋友帮忙，才把印刷的事在香港定了下来。不过当时这位朋友就 说清，以后如追查起来，他是不认帐的。事情也只好这样办了。 死赶活赶，终于在香港回归前一个月把《中华大同书》印了出来。 现在书印出了，但怎么发行呢？这又是一大难题。 按照通常的路子，或者是出版商本身有自己的发行渠道，就自己发行，或者出版商 把书交给发行商发行。我自己既没有发行渠道，而且由于有联系印刷的经验，我知道要 找一个发行商也不容易。我碰到的所有人对这套书都极有戒心。面对这种情况，我不愿 意再去试。想来想去，就决定自己发行。 《中华大同书》在香港留下五百套，其余大部分又运回法国。这样做成本就增高了 ，但当时也只能这样做。我明知中文书在法国是卖不出去的，巴黎只有两家中文书店， 但如果我把书留在香港，我就必须去租库房，而且不知道要租多长时间，我没有这笔钱。 按照现代的生意经，一个新产品能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关键要看广告吸不吸引人 。我为《中华大同书》打出的广告是三句话：一) 本世纪最振憾人心的中文书；二 )是 一部取代“三民主义”的著作；三 )本套书的内容为三个重建：重建中国哲学、重建中 国历史、重建中国社会。 也许这个广告是很笨拙的。我自己以为很响亮，而一位台湾朋友告诉我，当他向台 湾人讲到此部书是取代“三民主义”的著作时，台湾人就很不以为然地打断，不愿再听 了，他们以为又是新的“三民主义”，这东西令台湾人很反感；也有大陆朋友告诉我， 只有大学教授才会对“三个重建”感兴趣。面对这些反映我无法判断其代表性，一时也 没有更好的主意。暂且如此吧。我并不是个好的生意人。 由于没有钱在报上做广告，就决定利用英特网来发行。 英特网对我说来又是个新课题。从头开始学HTML语言，试着做网页，试了几次也就 试成了，虽然不算很漂亮，但也还过得去。 网页做成了，理论上说全世界都能看到了，事实上却不那么简单。怎么才能让人知 道这个网页，吸引人来看呢？没人教，只好自己到网上去取经。 在网上转了两个月，大概有些概念了，就开始收集电子信箱地址散发广告。这样弄 了一个月，才发出两千份广告，还累得够呛。想想这是少慢差的方法，看到万维网上有 广告交换的业务，就找了一家叫“LinkUnion 联盟广告网”的，加入他的联盟，成了他 的会员，按他的要求给他显示广告。但不知为什么，不到一个星期这个网站就取消了我 的会员资格。我觉得很奇怪，色情、小贩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可以成为他们的会员，我反 到没有资格。天晓得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现代中国人的心理是可以琢磨的，而我实在不想去费那个脑筋，既然人家不愿，那 就算了，也用不着去论什么理。我开始想到一些人多的讨论区去凑凑热闹，跟人讨论讨 论，引起人们一些注意。尽管这类凑热闹的事我是最不感兴趣的。我注意到了有个叫“ 华通”的网站，那里有一个文化讨论区，集中了一帮讲中国文化的人。尽管那里的讨论 大多无病呻呤，以能讲一通“庄子”那类自我清高的遁世心得为高人，但终究这样的网 站在万维网上并不多，而且里面有许多题目是我喜欢的。我就出了一个“论气”的题来 参予讨论，心想这类题目无政治性，应该不会有问题。谁想我的帖子一出，就给其它网 友惹来大祸。 “气”刚刚开始讨论，就惹得版主把这个讨论区的大约十多万字的贴子全删了。我 心想，这位版主也真够狠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过了三天，不知道出 于什么理由，那位版主把我的“气论”和跟我讨论的贴子剔得干干净净后，又把其它贴 子给放出来了。 万维网上这些经验使我深思。今天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英特网在很大程度上代 表着未来发展的方向。这个方法虽然很简单，但它的确能使人都藏到机器后面，通过电 脑这部机器在全世界范围内与其它不认识的人联系。虽说这个网络是由机器联起来的， 而网络又由一些所谓电脑专家来管理，起关键作用的还是人。这些在网络里具有特殊身 分的人就成了这个高科技后面的太上皇，由他们来决定该给谁上网，不该给谁上，该给 谁发言，不该给维发言。 我所知道的学电脑的人，尽管他们可以获得博士头衔，但大多文化修养都不高，在 人文思想方面大多只知人云亦云，属门外汉。他们中许多人写中文文路单调，甚至不通 ，而且错别字连篇。而就是这批人，他们操纵着人类这一高科技，创造出一个“网络文 化”。这个“文化”有许多特色，比如说把他们的错别字当成网络上的特殊词汇，把“ 东西”说成“东东”，把他们很粗俗的“操爹日娘”等口头禅改造成了在网络上表达不 同意见的特殊形式等等。试想，假如没有网络这一信息手段，在其它信息手段里，如书 报电视电台等，这类粗俗的东西是基本出不来的。并不是网络这一技术本身有什么不好 ，而是操纵这一技术的人实在文化太低。英特网这东西，一方面代表人类科技的进步， 另一方面却暗藏着人类文化退步的深深的危机。 尽管我可以在这里发宏论，但要想在网上不受人欺，就非得成为电脑高手不可。那 些掌握着 IP adress分配权的人之所以能成网上太上皇，就因为他们懂这门技术。相比 下来，我还差得很多，只懂一些运用，电脑是什么东西真的还不知道。不知就去学。我 开始试着把电脑拆开又装起来。拆装几次，我知道我可以去装电脑卖了。学会装电脑， 又学装网络，装 UNIX。 就这么忙来忙去，时间过去了一年。这一年里学会了不少有用 的东西，而最大的体会就是：电脑不过是一个大玩具，只要有心，任何人都可以玩一玩 ，一点也不神密。 而我的生意却做得一塌糊涂。 不做生意，我不会成为负债人。而不成负债人，就体会不到负债人会跳楼那种感觉 。每次债期到，要求债主延期的感觉真不好受。当然，借我钱的人都是好人，没人逼我 ，但自我感觉还是无地自容的。 自从我发动起义失败回到巴黎，开始学做生意后，我的生活就像掉进了地狱一般， 进入了我一生中最难以忍受的时期。这时，我所做的一切，都成了任人辱骂嘲笑的话题 。对这些辱骂嘲笑，我还不能回嘴，不然就遭至更大的辱骂。而且，基本生活也成了大 问题。没有挣钱回家，还不断地花钱，老婆不高兴，不给吃饭，但我还得厚着脸皮去吃 ，不然就饿死了。当然，这饭是再也吃不香了。不要说口袋里经常没有乘地铁的钱，甚 至有时小孩要喝饮料，我都拿不出几个零钱。而这段时期却是我一生中最忙最累的时期。 看来我并不适合做生意。一个人并不是所有事都能做得好的。 10)亚洲金融风暴意示着什么？ 讲完个人，再来谈点时事。在我学做生意这期间，围绕着中国发生了三件大事，一 是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二是香港走向衰落，三是印尼发生排华事件。现我就这三件大事 谈谈自己的看法。 自去年七月起，亚洲金融风暴突起，其来势之迅猛，超出了所有经济学家之所料。 这场风暴摧毁力之巨大，前所未有。由于货币的大幅贬值，财富在数字上大量消失，有 人说整个东亚面临着“大破产”。这时，举世瞻目的亚洲经济繁荣一下子全没了，其状 况之惨烈，有人形容就像打了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对此曾说： “东南亚用二十年时间建立起来的经济在两周之内便被瓦解”。 亚洲这场金融风暴起得很奇怪。究竟是何原因，引起学者们的众学纷纭。 目前所知的各种观点，可概括为有两大类：一类为内因论，另一类为外因论。 持内因论的人认为，在东亚国家建起的亚洲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泡沫经济。这种经济 过一段时间自己就会像泡沫一样消失掉。那么为什么经济会变成“泡沫”呢？据说是由 于亚洲模式内部存在着“家族经济”、“权钱结合”、“权威政治”等因素，所以使经 济结构内部不合理，经不住惊涛骇浪，金融风暴一来就全现原形。现在，“亚洲四小龙 ” 、“东亚五只虎”被称之为“亚洲四条虫”、“东亚五只猫”了。 这种观点显然不是好的解释。这个世界上哪一种经济模式是为经得住惊涛骇浪而设 计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大多认为，因为东亚国家里缺乏西方那种民主和法制，所以遭此 横祸，但让人不可以相信的是，西方的民主国家怎么就可以避免此祸？就我的感觉而言 ，金融危机此祸水，最终拖垮的将是西方经济，不管它有多民主、多法制，因为此祸水 是由他们玩钱而引发的，“玩火者必自焚”，这应该是合乎逻辑的结局。 不过，对待此观点不应该如此严肃。持此观点的人大多是西方的一些评论家和亚洲 的民主派，并不是真的内行。一般而言，他们坚持这种解决不了问题的观点，只是为了 宣布“亚洲模式”的破产。他们断言，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彻底的否定了“亚洲价值观”。 何为“亚洲价值观”呢？他们说是儒家文化的产物。不过，从他们所举出的例子看 ，如“政府干预”、“家族经济”、“权钱结合”、“权威政治”等等，全都与儒家文 化没有关系，只是中国“五四新文化”那套说词，是假的。可见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门 外汉，并不足为据。 这个话题实际上是近几年来讨论二十一世纪究竟是不是亚洲世纪的继续。 问题是，至今为止谈论二十一世纪是“亚洲价值观胜利的世纪”这个话题的，主要 还是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一些东亚国家领导人和一些经济专家。这些人对“亚洲价值 观”懂得并不多，因而也经常谈不在点子上。他们最有力的论据，“东亚地区持续十几 年的高速发展”其实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反而只会给人一种飘飘然的自大感觉，让人昏 头。他们的说法很容易让人驳倒。虽然他们最早谈论“亚洲价值”，但他们并不真懂何 为“亚洲价值”，因而他们只是真正的“亚洲价值”出现前的摇旗呐喊者。 实际上，二十一世纪是不是真能成为亚洲主导的世纪，关键要看中国大陆。如果中 国大陆能尽快推翻共产体制，建立“大同社会”，亚洲价值观就能震憾世界。这时，建 立在儒道佛文化基础上亚洲价值，给人类呈现就不只是一个经济的高速发展，而是一种 对宇宙和人生的新的解释、一个有人性的科学体系、一个柔和的生存环境、一种亲密关 系的社会组织形式、一个新型政治、一个新的精神面貌，是亚洲人民给全人类的和平与 进步事业做出的全新的贡献。 如果中国不能在本世纪内用“大同社会”取代共产体制，那么无论一些东亚小国的 领导人调子多么高，终是一点用都没有。就凭他们那点家担、那点底功，国际金融大鳄 掀起几阵狂飙就能让他们的政府破产。因而，中国能否用“大同社会”取代共产体制， 是“亚洲价值”能否主导二十一世纪的基本前提。有了这个前提，就有这个可能；没有 这个前提，就不应该去相信，只应该把此说看成是毫无根据的臆想。 我想，关于将会有“亚洲价值”主导世界这个问题，民主派不必担心。“亚洲价值 ”的出现对人类是件大好事，而且中国人也不会去否定“西方价值”。如果民主派能去 除这层心病，在分析诸如亚洲金融风暴之类问题时，得出的结论很可能就是有用的，而 不是传教士似的。 当我指出内因论者的归纳有错时，一定会让外因论者高兴。他们想，我一定是支持 他们的了。 其实不然。我们来看看外因论者讲些什么。 外因论者不从自己角度检讨问题，把金融危机的原因完全推给了西方。他们认为，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坏了亚洲；西方人给亚洲人出馊主意，使亚洲人上当，而且还硬 灌“苦药”；他们又认为，是西方国际金融资本家要想摧毁亚洲经济，而向亚洲地区发 动的战争等等。 这些全都是不负责任的说法，而且也是在夸大事实。 内因论者虽然在总结上有偏差，但他们所批评的，如裙带风，权钱结合，贪污腐化 ，决策不科学等等，全是事实，是东亚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大缺陷。这些事实的存在， 的确导致了经济运作的不合理。说实话，我认为，亚洲金融风暴把那些不合理的经济行 为打掉，如投机业 (如香港地产)，靠国家补贴的负债公司 (如南韩) ，账全烂了的银 行 (如日本)，靠特权的财团 (如印尼) 等等，这到是一件大好事。所谓“天道无私” 。以后重建经济时，如能吸取教训，就能做得好。 外因论者不但没有勇气自责，而且在金融风暴的打击下，表现得手足失措，无所适 从。他们把矛头对准国际金融大炒家，而却只能以大骂解气。 有人写文章说：“东亚人是否到这个时候才明白过来：在现代货币金融操作上，是 远远玩不过西方高手的。” “一个刚从农业社会脱离出来不久的发展中国家，怎能与信息业高度发达的西方国 家相对抗呢！物质基础是金融业开放的基础，如果以为只把市场放开就进入了现代化， 那无疑于一个农民穿了套西装就变成文明人一样。” 也有人认为，现在国际金融的游戏规则对西方有利，所以亚洲人是没有条件去跟西 方人玩金融的。 以上这些说法让人很不愉快。我是不信这一套的。怎么会玩不过呢？无非是大赌、 豪赌嘛，这是中国人的强项。中国从来就不缺大赌、豪赌高手。那怕就是条件不利，他 应该玩得过才对。 其实，我对这次亚洲金融危机的看法是很简单的。我认为这是“天意”，这是老天 要展示亚洲自日本开始的“学西方”的道路，走到此，此路不通了。 这次金融危机和它的背景有两重含义：一重是亚洲人学西方已经学出高水平，另一 重是到此为止，不能再走下去了。 从第一重含义上看，自从亚洲走上“学西方”的道路，学出个日本，七，八十年代 ，弄得美国，西欧都不得不派专家去考察，学习“日本经验”。接着又学出个“亚洲四 小龙”、“东亚五只虎”，九十年代起，许多经济学家开始议论：“二十一世纪是亚洲 世纪”。这时，一场金融风暴又把这一切全撕碎。这一切怎么解释？ 就看日本吧。凭什么日本电气产品能在国际市场上大行其道，击败西方国家的同类 产品？无非是因为日本产品质量好，美观实用。而产品既不是日本人发明的，也不是日 本人设计的，日本人只是做了点改进，就占领了国际市场，且不是占了很大便宜。 看来日本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本事，只是有一个重视质量，做事认真的传统。而这 实际上是亚洲人的基本传统。西方发明的那些技术产品，说到底又是很简单的东西。这 些技术拿到亚洲人手里，亚洲人天生就心灵手巧，再加上有重视质量，做事认真的传统 ，稍加改进就比西方人做得好了，很快也就占领了国际市场。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东 亚各国工业化，就是由日本带头，一个学一个起来的，因而其基本的情况都很相似。 但是，假如说凭这套本事就要去主导二十一世纪，那就太不合理了。美国人对“亚 洲模式”忿忿不平，要捍卫他们的“智慧产权”，道理也就在这一点上。而美国人是对 的。亚洲人只要走在“学西方”这条路上，不管怎么能青出于蓝胜于蓝，都没有资格去 主导二十一世纪。怎么说都得让师爷坐上位嘛。 现在亚洲人有主导二十一世纪的信心了，老天爷就弄个金融风暴出来，把从西方学 来的那些花稍的东西扯个粉碎，让所有人都看到，这套这东西只是纸糊的风筝，中看不 中用，靠它不足成事。这样才公平。 导致东亚这场金融风暴发生的事件很简单，不过是去年七月二日，泰国政府宣布让 泰铢自由浮动，结果币值立刻就往下滑，并引起连锁反映，东亚各国货币竞相下跌，东 亚繁荣就消失了。 中国大陆却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而幸免于祸。 并不是中国政府有多高明，而是它的动作太慢。对于泰国发生的这件事，今天大陆 经济学家们都能事后诸葛亮似的说一大通道理，而当时，却没有一个人料到其后果。人 们都把这件事当成是“与世界接轨，走向开放”的伟大的事业去追求，认为是中国实现 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赵紫阳时代开始，中共改革派就把人民币自由兑换定为奋斗目标 之一，为此与保守派反复斗争，九十年代，中国政府把开放人民币做为国策确定下来。 只是由于具体的日期做了几次更变，才使泰国捷足先登，夺了头阵。 如果中国大陆先于泰国宣布人民币自由兑换，那么这次金融危机就应开始于大陆中 国。而事实上大陆却幸免了。这是不是“天意”呢？ 假如说这是“天意”的话，那么它就应该有两层意义。其一，它要让中共政权垮台 ，其二，它要让中国来救亚洲。 为什么说这次金融风暴意示着中共政权要垮台？ 我们知道，目前中共政权是靠中共改革派以“振兴中华”为口号所煽动起来的中国 人的一线希望来支撑的。而这场金融风暴却把在这个口号下改革派的一切灵感、美梦全 部打破了。不是说“股份制”改革能救中国企业吗？请看今天的亚洲股市，全成了破产 的陷肼；不是说“保重点企业”中国就能进军国际市场吗？请看今天的南韩大企业的惨 状；不是说“开放门户，引进外资”，中国经济就能搞活吗？面对着今天东亚各国外资 撤走后的货币贬值，谁还敢说这个话？再看“设特区，来料加工，出口创汇，搞外向型 经济”这套战略，面对着出口市场失去竞争力，谁还能相信它能“振兴中华”？ 这还只是从正面的角度说，如果再从本来就议论、批评很多的一面看，如“破产” ，“下岗”，“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等角度看，这次金融风暴也无一不把这些 勾当带来的暂时好处撕得粉碎。 九四年我写《中华大同书》时，曾分析中共改革派的路是条死路，肯定行不通。当 时获得的只是理性认识，而现在是老天爷来证实我当时的认识是对的。这次金融风暴用 事实的方式，把中共改革派那些论据、梦想一个个打倒，就像在电影里放给人看，特别 是连苏哈托的专制政权一块打倒，真叫人感到痛快之极。 不是人为的，老天已经把中共改革派的一切路都被堵死了，它已失去天时。现在中 共改革派已动弹不得。你听听他们现在说什么：“水灾后的重建会增加需求，下半年国 民生产总值增长达到百分之八还是有希望的。” 这是什么话？不是等于说，“只有长江发大水才能救中国”了吗？ 为什么“保八”对中共政权那么重要？因为百分之八代表着经济高速发展，能做到 这一点就证明中国的制度优于西方，中国老百姓有盼头，对共产党有信心；其次，国内 经济学家也认为，百分之八是个界线，达到此数，中国社会就能稳定，低于此数就会出 乱。而现在他们为达到此目的的一切办法都没有了，只能指望长江发大水了。当然，这 已经是近乎神经不正常的思维了。 而另一面，老天爷又不要这次金融风暴把中国大陆摧毁掉，不然亚洲就真的一点希 望没有了。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副奇异的画面：本该卷入金融危机的中国非旦没有卷入 ，反而坚持人民币不贬，对稳定亚洲局势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于中国人会做“人民币不贬”这种事，我是深能理解。这种金融政策属于中国“ 王道政治”的范畴。假如说中国政治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行“王道政治”，这样的政 治就是“天经地义”。而令人惊异的是，今天居然是中共在做这种事。 这里的个区别。如果是“王道政治”做这种事，那就是一个极高明、大赢的办法； 如果是由中共来做，那就是极愚蠢、大输的办法。中国行“王道政治”，不贬自己的货 币，世界其它国家就会信你、服你，就会把中国认做可以依赖的贸易伙伴，中国就可获 得更大的国际市场，并为国内经济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这事由中共来做，就会失 去原来的国际市场，而且中共做得再好也不会有人领情。这就象印尼，对华侨又烧又抢 ，又奸又杀，北京政府又是送钱又是送货，倍尽笑脸，希望人家手下留情，最后印尼还 是说：“你不要来说三道四。你不配！” 要知道，人是根据事物的“性”来做判断的。看起来一样的事，其性不同，人们就 会对它有不同的反映。共产党和中国文化是两个性质截然不同不东西，他们做同样的事 ，结果肯定不一样。中共每宣布一次“人民币不贬”，这个世界上就传来一片掌声，中 共一定以为他们赢得了人心。殊不知那些老外，当他们喝完彩、鼓完掌后，转过身去就 对他们的人民说：“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更好的办法与北京交往。我们不再制裁他，我 们要去与他交朋友，当面劝他为善，这个办法会更有效。”这样又赢得他们人民的掌声 。这种说法现在已经是西方政治家对中共的标准说法。这就是北京牺牲自己的利益而赢 来的国际声誉，且不具极大的讽刺意义。 我仔细检查了西方各种支持人民币不贬的理由。其中最具一致性的说法就是：“中 国有一千四百万的外汇储备，外贸还是顺差，没有必要贬值货币。”这真叫人哭笑不得 ，这等于说，“你就该在那里撑着，反正你现在还贴得起”。中共真蠢是没说的。他喜 欢吹嘘自己国力的强大，喜欢吹嘘自己的外汇储备。如果我想要让他这些东西变成泡影 的话，我就用这个办法来对付他，让他去贴去，贴到最后就全输光了。按照中共那个政 权的性质，聪明的办法是随着金融风暴贬货币，这样就会加重金融危机的程度，很可能 会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大混乱，这样混水摸鱼，就会得到许多好处。而中国大陆的内部 市场是一个相对独立，相对封闭的市场，人民币无论是贬是升，都不会对国内市场带来 多大的影响。 其实，中共自己也不相信他的“人民币不贬”政策会对它带来什么好处。他们说解 释说，“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为别人，而主要是为国内。国内需要信心，需要稳定。 ”他们这话又没有说对了。大陆社会对共产党并不存在一个信心问题。人民币贬也好， 升也好，既不会增加对共产党的信心，也不会减少对共产党的信心。而且，维持一个社 会稳定，对中共政权并没有太大意义。中共政权必垮，社会不稳定要垮，社会稳定也要 垮，这是天命。所不同的是，社会不稳有社会不稳的垮法，社会稳定有社会稳定的垮法。 我当然希望是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来解决问题的，所以我支持中共维护社会稳定的 作法。我也支持中共坚持“人民币不贬”的做法，尽管我认为他极蠢。天意真是要让中 国来救亚洲。由于人民币不贬，的确稳住了亚洲的阵脚，没有导致全球性的金融混乱； 而且这一举动也意示着“王道政治”将在中国复活。在朱熔基的力主下，中共现在真的 是在“替天行道”了，不过他自己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以上是我对这次金融风暴与亚洲及中国的关系的看法，也许不成熟，讲出来跟大家 讨论。 当然，除了以上的理性认识外，这次金融风暴还有另一面。在这场金融危机刚一开 始，一群西方金融大鳄就浮到中国面前，跃武扬威，一副要吞下香港，志在必得的神气 。这让人感到很讨厌。当时的经济学界，没有一个人相信中国人能跟西方金融投机家抗 衡。而这时我深知中国人一定能够玩得过西方这些金融投机家。 实际上这不过是一场金融资本的游戏。 金融资本的确是资本主义最核心的东西。它既是最有效的，也是最坏的。 所谓说最有效的，是因为通过对金融资本的操作，会使表示财富或者利润那个数字 产生奇妙变化。它会使大笔巨款瞬间出现，从而可转换为生产力，也会使财富立即烟消 云散，无影无踪。这是资本主义最奇妙的景界。 之所以说它是最坏的，是因为这玩意儿太无情，摧残起人类幸勤创造的生产力来， 是相当可怕的，其摧毁力有时还会超过战争。 认识到金融资本这一特性，我们就可以避其害，用其利。 我在《中华大同书》里提出一个主张：在中国组建“公财基金”系统，作为“大同 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这基础上，中国就能行“王道政治”。这一主张就属于看到了金 融资本有效性，从而对它进行良性应用的性质。只要在资本重组上这么三捣两捣，一个 根本不存在的“大同社会”的经济基础立刻就会出现。 不过这事只能等中共政权垮台以后再去做。而目前，面对着国际金融投机家的挑衅 ，我立刻意识到，这事应该从海外开始。 中国人击溃这些国际金融大鳄，从基础上看是没问题的。但在投入金融大战前，应 该做点准备。所谓准备，就是说先得要以“公财基金”的形式，在全球建立起华人金融 资本网。 为此，去年十二月，我写了一篇题为《同乡会该改革了》的短文，发表在《欧洲时 报》上。这篇文章讲这么一个意思：现在有一件大事要由海外华人来做。全球华人应该 以自己的现有组织为基础，如“同乡会”等，建立起为自己服务的“公财基金”。然后 再把全球华人的“公财基金”联网，这个世界上就会出现一个华人自己的金融资本网。 这件事本身很好做。“同乡会”本来就是老板会，而金融投资本来就是富人的事业 ，由“同乡会”起头来做是顺理成章。而且“公财基金”对老板们又是最有好处的，何 乐而不为。这件事既代表中国文化传统，华侨们又懂得操作，做起来很容易。 这件事的意义究竟有多重大，这里不去说它了，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把《同乡会该改 革了》一文找来一读。但最现实的，至少我可以说，一旦这个金融网建立起来，国际炒 家们在中国人面前就再也跳不起来了。 但文章出来后，一点反映没有，似乎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懂我在讲什么。 不过一时没人懂也不要紧，时间终究会证明我是对的。果真不出所料，八个月以后 ，香港政府终于被国际投机者狙击得坐不住了，不得不起身还击，结果也还取得了初战 告捷的好成绩。 港府开始还击国际炒家的确是一个标志。这时，亚洲金融风暴就开始调头，转向了 俄国、美国、欧洲。现在，这股怪旋风不再是仅属于亚洲的了，而是走上了世界舞台。 这个弦外之音也许又一次意味着，真是要由中国人来救亚洲。 港府八月血战炒家，虽首战告捷，但终究是被动还击，不是胸有成竹。不过初战告 捷本身，已证明了我对国际炒家的态度是对的。以后港府还能胜多少，现在还说不清。 不过，按现有条件分析，港府最终必败。 11) 香港的衰落与出路 人们常说，香港繁荣、香港在亚洲有“金融中心”的地位。这个情况并不假，香港 人也为此自毫。亚洲不少城市为此而眼红。 自从香港回归中国以后，中国人都说，要维持香港的繁荣。但是，很少有人去想， 香港为什么繁荣？香港究竟凭什么能成为“亚洲金融中心”？它的基础和条件究竟是什 么？ 应该解决这些问题，才谈得上如何去维持香港的繁荣吧。 这个问题不谈可能更好，一细究起来就会发现，香港原来没有什么扎实的基础，这 个“国际金融中心”是虚的。香港股市不象东京股市或纽约股市那样，是实实在在地由 代表着美国和日本生产力的大财团在后而撑腰。香港有的只是个“名气”。 稍微再具体一点说，香港的繁荣是由以下两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个原因是，香港在英国人治下，英国政府给香港制定了一个自由经济政策。可 以说，香港自二次大战后逐步走上了“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其关键的原因是香港由 英国来管理。这是二次大战后世界冷战所形成的特殊格局所致。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 位是作为西方自由经济体系在远东的阵地而存在，因而长期在西方被称为“远东的自由 世界”、“自由港”、“西方冒险家的乐园”等等。 香港在西方、在全世界名声很大。全世界的投资者或投机家都认为他们的资金在香 港可以不受到政府的干预，做事手续也很简单，他们随时可将资金调进调出。“自由” 这一名声对国际金融资本有极大的诱惑力，他们逐渐向香港集结，就形成了“亚洲金融 中心”。 这个原因是很重要的。亚洲有一些城市一直想取代香港的地位，成为“亚洲金融中 心”，如台北、新加坡、曼谷等。香港人会做的，这些城市的人也都会做，而且可能比 香港人做得更好。实际上，自九十年代后，曼谷股市的投资回报率就已经比香港高出百 分之十。政府制定一些对外资的优惠政策，这都很好做，拍拍脑袋就出来了，唯独“名 气”这个东西拍拍脑袋出不来。香港的地位之所以保持得住，就因为以上那些城市无法 获得香港那个“名气”。台湾干脆是花大量的钱做广告，甚至有时是总统出面，全世界 到处去推销“亚太营运中心”，结果还是打不出个名声来。 第二个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跟全世界的中国人一样，香港人具有做生意的活力。 香港很响亮的“自由”的名声和香港人做生意的活力这二者结合，就使香港成为了 “亚洲金融中心”并创造出了香港的繁荣。从“名气”这个角度看，它并不是香港人自 己制造的，也不是其它中国人造出来的，而是英国人造出来的，因而它必须依赖于英国 对香港的辖权；从香港人做生意的活力这个角度看，香港人做生意有极大的投机性，于 是香港人在香港就树起了两大投机产业----地产和股市----支持香港的繁荣。 而现在问题全出来了。香港的回归，使英国的治权保障“香港自由”的名声这一条 件悄然消失。而亚洲金融风暴又猛烈冲击了香港的地产和股市，使之摇摇欲坠。用“泡 沫经济”这一概念来形容亚洲经济并不很适当，而用它来说明香港经济，那是最恰当不 过的了。这些年来，香港的房地产和股票期货市场被炒到“可与天比高”的地步，金融 风暴一来，这些与生产力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脱离实际的泡沫价值当然要烟消云散。 今天看来，两个原来支持香港繁荣的条件都已经不存在和基本不存在了。再加上这 几十年在香港形成的生产力，现在基本上已经统统搬进中国大陆，有人形容香港现在是 “产业空洞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维持香港的繁荣呢？可以说神仙也无办法。 果然，香港回归后第一年，经济就进入了负增长时期。这种情况据香港一些乐观的 金融公司估计，至少要到公元二○○一年才可能复苏。目前香港舆论界把这种形势简单 归结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其实根本原因是支持香港繁荣的条件已经不存在。在这种情 况下，无论有没有金融风暴，香港经济都注定要进入负增长。而且，我也不认为香港那 些金融公司的估计有多少道理。照我的估计，如果香港经济在近几年内不找到新的立足 点，那么这座城市从此就衰退了，不可能还有什么复苏。 当然香港不会马上完蛋。目前香港还有一个东西，那就是钱。几十年借国际金融中 心的地利，香港人赚了不少钱。不过香港民间资金已有很大部分进了大陆。香港在大陆 推出引进外资政策以来，一直长时期名列榜首，香港本身的资金反而捉襟见肘。目前港 府手里还有一些钱，据说还有二六叁○亿港币的安全资金可供使用。现在不少人把再现 香港经济繁荣的希望寄托于这笔钱上。如果花完这些钱还找不到路，香港就真的完蛋了。 那么香港的出路从哪里找起？或者说香港经济的新支柱在哪里呢？ 港府曾经设想在香港发展高科技产业。但是，这纯属么赶时髦的想法，一点不现实 。香港有多少大学？有多少走在最前沿的世界级科学家？这些科学家又有多少具有活力 的弟子？这些都是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前提。再说，市场又在哪里？这个世界上有谁需要 香港的高科技产品？目前亚洲各国都建了一些高科技区，但至今还没有一个能发展成支 柱产业。再看美国，如今硅谷的产品已经过剩。如果这时香港病急乱医，去搞什么高科 技，注定就是去丢钱了。 港府也推出一些大型工程计划，如大桥计划，城中城计划。港府宣传说，只要这些 大型建设一上马，就能带动香港经济的发展，失业问题也能解决，香港的情况就会好起 来。问题是，这是属于“摸着石头过河”办法。这些工程结束以后香港又该怎么办呢？ 大概只好说：“下面的石头还没摸到。” 虽然石头没摸到，钱却要花。先是救楼市，动用了数十亿港元，没有明显的效果； 现在救股市，动用了上千亿港币与炒家大战，暂进赢了一场，而港府却难以退身了。如 果港府和炒家的大战继续打下去，最终港府会输。这个结论是从香港经济目前的基本格 局及其走向推出的。现在香港刚进衰落期，元气尚存，若炒家暂时退场，等港府投资大 型工程后再来狙击港币，那时港府就无力托市了。 我是主张对找上门来挑衅的投机家不能手软的，但我并不认为港府直接参战是个好 办法。港府大战炒家，开始支持的人是多数，过后是一片批评声。这些批评声加起来就 是说，港府入场干预，违反了自由市场的原则，使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形象受损。目前 港府已推出不少对自己有利、对国际金融资本不利的市场条例，如果最终把国际金融资 本逼得撤出香港，就算港府大胜，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就丢了。 有分析家认为，香港目前的局势是港府人为地去“捍卫联系汇率”造成的。港币基 础空虚，而港府又硬要去“捍卫联系汇率”，美元不贬，港币也不贬，这就使得港币成 了与美元一样硬的货币。这一金融政策使港币的币值偏高，这就吸引来了专钻此类空子 的国际金融大鳄。这些分析家认为，“联系汇率”这一香饵一天不拿掉，就不可避免那 些嗜钱如命的国际大鳄再找上门来。 而“捍卫联系汇率”，这又是港府今天坚定推行的金融政策。港府有他的道理。他 认为，“联系汇率”曾对香港的繁荣起过重要作用，今天的香港处于困难时期，要战胜 困难，“信心”第一重要，维持“联系汇率”就是维持“信心”，取消“联系汇率”， 香港人的“信心”就垮了。 我基本上同意目前香港人的“信心”很重要这一说法，但我也认为还有一个问题更 重要，那就是为什么香港人需要“信心”？要香港有“信心”去干什么？这个问题一定 得说清楚。没有弄清楚就去鼓“信心”，等于是在提虚劲，“信心”也鼓不起来。可惜 的是，至今香港没有一个人把这一问题说清过。 我认为，港府和一些民间人士的这种争论意义并不大，对于香港来说，国际金融资 本会不会撤出香港，“联系汇率”是不是个大漏洞，这些对香港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 ，香港在做为经济支柱的楼市和股市垮掉以后，能不能重新找到新的经济支撑点。只有 找到了这个支撑点，知道要做什么了，才能找回“信心”。 可能香港商人已经找到一个，但他们不明说，因为说出来可能会让人更没有“信心 ”。那就是：靠北京。 这些年来我就一直奇怪，为什么香港商人那么热衷于支持共产党的领导，热衷于向 共产党表现自己的爱国，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东西吗？难道他们真的是只 要有钱赚就什么是非都不讲了吗？为什么全中国人民对共产党领导都没有信心，反而是 香港商人对共产党领导有信心？后来与一些香港商人接触后，才知道并不是那么回事。 我上面所谈的事，他们心里与我一样清楚。只是他们感到对这一切没有办法，无能为力 ，认为靠大陆是最实际的选择。一则是大陆内地可提供许多新的商机，二则是香港有难 ，可指望大陆来救。我问：“那么香港人真的不想港人治港吗？”回答是：“说起来容 易做起来难。现在港人是只有靠北京才能治港。” 我很能理解香港商人的心理，但这并不妨碍我要指出：香港走靠大陆的路，是一条 自杀的道路。为什么这样说？ 首先，香港与大陆并不处在同一个层次上。香港的层次高，大陆的层次低。从对世 界和世界市场的了解，接触的经验，应变能力，公务员的水平与素质等角度看，香港都 比大陆优越。这是大陆与香港的基本差距。合理的情况应该是低就高，而不应该是高就 低。低就高为进步，高就低为退步。香港人选择退步的道路，不是自杀是什么？ 香港人大概还不太清楚“国际金融中心”的含义。做为“中心”，就不能去依付什 么了。“中心”只能是别人来依付自己，才成其为“中心”。如果你要去依付别人，那 你就得把“中心”的地位让出来。香港人放着“中心”不去做，自己选择去做附庸，不 是自杀是什么？ 而且，香港失去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中国大陆也就没有吸引力了。大陆 之所以需要香港，就因为它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声望，离开了这一点，它就不能跟上 海比了。香港人不能洁身自好，好自为之，反去自失身段，不是自杀是什么？ 香港人大概也还不明白“港人治港”的真实含义是什么。 现在一般的解释认为，“港人治港”是为了“平稳过渡”，是为了体现“一国两制 ”。这都是很混帐的说法。把“港人治港”说成是为了“平稳过渡”，这是权谋，是在 欺辱香港人。至于把“港人治港”说成是“一国两制”的体现，这是冷战思维的特定产 物。这种思维方式一旦被放弃，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在观念上才存在的对 立就会消失，这时“港人治港”是不是也要消失？， 港人之所以应该治港，是由香港本身的特殊性决定的，而不是由什么大道理决定的 。“香港繁荣”，“香港是东方明珠”，“香港是亚洲金融中心”，这是香港的特殊性 。香港回归中国后，全体中国人都希望维持香港的繁荣，保住这颗东方明珠，而其它人 又没有能力做到这点，就赋予香港人一个特权，让香港人来保住香港的繁荣。这是“港 人治港”唯一可以让人接受的理由。离开了这一理解，“港人治港”就成了一个很坏的 口号。既然港人可以治港，我云南人为什么不可以治云南？既然港人治港是靠立一个“ 基本法”以脱离中央，我云南人为什么不可以也立一个基本法脱离中央？中国人都效仿 “港人治港”，中国就完了。 所以说，“港人治港”对香港人是个考验。香港人能保住香港的繁荣，能保住这颗 “东方明珠”，就可以让“港人治港”，如果香港人只会弄些歪门邪道，搞些小动作， 有负众望，凭什么要让“港人治港”？ 另外一个理由是，现在大陆处于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时期，即由共产党执政，香港 商人去靠北京，相当程度上等于是去投靠共产党，这时就使香港商人处于极大的冒险境 地。共产党是个卖国集团，是中华民族的敌人，商人为了商业上的利益去投靠它，这时 ，不管这商人怎么解释自己的动机是出于爱国，别人还是会把他看成是投机商人。共产 党一垮，这个商人的整个事业就会陷于危机，甚至会有灭顶之灾。请看今天印尼的华商 郑建盛，当初巴结权贵苏哈托而成为巨富，如今只差说出：“只要留下我的老命，财产 你们就全部拿去吧。”这样的例子历历在目，应该是能醒世人的。至于中共政权倒不倒 的问题，谁敢相信它不会倒？香港人好赌，不妨拿这个话题来打个赌。不过我要说的是 ，这是冒险事业，赌输了会输得很惨，要想想值不值。 总之，香港去靠大陆，绝不是维护香港繁荣之道。 为了维护香港的繁荣，尽一个中国人的义务，我为香港的前途献一策。 前面我讲过，去年我曾建议，在全球范围内华人以现有联谊组织为基础，组建“公 财基金”。此事应该由香港带头做。香港如能把此事带起来，香港很快就会成为全球华 人经济的“金融中心”。 道理很简单。首先，有一个属于华人自己的“金融中心”是目前全球华人经济发展 正急需的东西。其次，香港最有条件来扮演这个角色。本来香港经济与全球华人经济就 是连在一起的，分也分不开，而且世界许多地区的华人第一语言就是广东话，沟通十分 方便。香港一直具有“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与人材。总之， 一切条件都是现成的，缺乏的只是香港与全球华人经济在金融方面的直接联系。现在香 港来带头组建金“公财基金”，并带动世界其它华人经济区也开始筹建“公财基金”， 这时，一种新的跨国的金融联系就会在全球各华人经济区间建立起来，全球华人的“金 融中心”就会自然而然从天而降于香港。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香港实再没有必要去做什么“西方冒险家的乐园”，这东西 好坏掺半，弄不好会损自己。就像现在港府去打击炒家，与国际金融资本结了仇，这些 对冲基金要联手对付港币，还是很难防的。以后港府要睡不好觉了，只要御用经纪一消 失，港股很可能就会狂泄一阵。港府要员大概在梦里都要日日想着托市了。而且，港府 与炒家豪赌，大量吸进港股，使之成为汇丰银行的大股东，这并不是件好事，会败坏政 府声誉，而且会引发政府内部利益分配问题。反过来说，如果此事由华人的“公财基金 ”来做，吸纳几家世界级大银行，这是件极大的好事，对全球的华人经济的发展很有利 ，同时又形成了生产力来支持港币的币值。这时再来讲“捍卫联系汇率”，就不再是一 句空话了，或者说不再是为维护少数一些大亨的利益的狭隘政策了。 香港如这样做，香港过去的繁荣不仅能保住，而且会更繁荣；香港如这样做，香港 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仅能保住，而且还能消除原来的不稳定因素；香港如能这样做， 其内部就会增长许多原来没有的善性，这时香港就会真正成为一颗东方耀眼的明珠，为 世界各族人民所向往。这不会是大话，而是注定的结局。这个方向应该是香港那尊大佛 所代表的方向。 我出此策能救香港，但需要香港人自己去做。香港人知道该怎么做，而我不知道香 港人能不能懂我在讲什么。 我前面讲过，我在考查巴黎华人社会时看到一个现象，中国文化自发地存在于华人 社会的下层，下层华人社会通过讲“义”而实现了各种形式的互相帮助，从而使华人能 够很快成为小资产者，成为小老板，进入个人奋斗的起跑线。 这是一个很优美的文化现象，完全不同于西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情况，不具有那 种残酷性，更不是“血与火的历史”。这是中国人的善性的自然表现。可惜的是，它只 表现在社会下层。到了上层，情况就坏掉了。那些发了财的大亨们不再知道他们凭什么 能发财了，他们以为是他们的脑袋好用、或者是运气好、再不就是神仙保佐，总之，他 们的财富只跟他们自己有关。这时他们不讲“仁”，忘掉“义”。这种情况使得海外华 人社会，下层有“义”，上层无“仁”，完全对称不起来，不能成为一个内部具有和谐 机制的社会。有人说看起来像“黑社会”，这并不无道理。这是今天海外华人社会的基 本状态。 华人社会中的那些大商人、大老板们应该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强烈批判才对，不然 这些大亨就以为他们是“合法商人”，无可指责了。 在西方，知识分子为捍卫“社会公平”原则，对富人的批判是很严厉的。这种情况 在欧洲特别明显，没有一个公司老板敢直接对抗知识分子树起来的“社会公平”原则， 尽管他的利益已经受到了危害。而且知识分子们对付富人的办法也是很利害的。他们直 接通过操纵国家机器，用立法的手段来对待他们。他们通过“社会福利政策”这一类行 政手段，对富人的财产进行再分配，把西方富人的财产至少剥夺了一半以上。西方知识 分子们声称，他们用这种办法把富人的钱用到穷人头上，从而维护了“公平原则”，使 整个社会上下处于一种和谐状态。说实话，今天在亚洲金融市场上横冲直撞的那些基金 会的资本来源，很大一部份就是西方通过法律强迫老板为职工支付退休金或养老费而获 得的。 西方知识分子捍卫“公平原则”精神是对的，体现了西方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中国 的知识分子也必须负起这个责任来，因为这是知识分子的天职，不然知识分子在中国就 没有存在的必要。当然，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有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对富人的批判应该 严厉，但在捍卫“社会公平”的具体做法上，就应该高明。动用法律和政策的办法是强 制的办法，太粗糙，中国人不喜欢。我们中国人的办法还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办法，即自 觉的办法，说服富人们向社会自动捐出多余的财富。这种做法会比西方的做法更容易让 富人们接受。 有朋友对我说，有钱人全都自私透顶，连孔子都说“为富不仁”，你要让他们自觉 地拿出钱来，根本做不到。此事让我困惑不已。我仔细查阅了历史资料。“公财基金” 这东西在中国历史上叫“义庄”，自宋代大政治家范仲淹发明出来以后，就一直发展得 兴旺发达，直至本世纪才被共产党用武力强行消灭。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党军队 与中国农民打了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主要要消灭的就是“公财基金”这个东西， 中国农民也为此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总之，我没有找到中国富人们抵制建立“公财基金 ”的事例，只找到了富人们不惜用生命保卫“公财基金”事例。这就怪了，这件事从横 看，西方人能做，从竖看，中国人祖祖辈辈也能做，而且做得很好，为什么到了我们这 一代，反就做不了呢？看来不是做不了，而是没去做。 应该让中国的富人们自觉地把建立“公财基金”的事业当成是自己的事业。为了做 到这一点，我们并不会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用国家机器和立法来对待他们，而是要用 中国文化来“文化”他们，要叫他们自己承认是中国人。既是中国人，就要遵守中国人 的游戏规则，就要按中国的文化传统去事。具体说就是，富人们在成功以后，就得对周 围的人讲“仁义”。 个人的财富并不是与它人无关。就以香港为例，香港那些大亨们可以在香港称他们 发财致富与它人无关，他们有钱就可以在香港称王称霸，但离开了香港，叫他们到美国 去，他们就只能勉强维持了，如果叫他们到欧洲来，上完各种税后，他们就什么都不是 了。可见，他们之所以能在香港拥有上亿的财富，并成为匪帮垂涎的对象，不完全是由 于他们的个人的原因，而是借了香港的地利。他们是随香港的水涨而船高的。他们的财 富的来源之一，是香港的地利、是香港的水涨之势。而香港的水涨之势是全体香港人共 同创造的，可见香港富豪们的财富与全体香港人都有关系。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中国 人知识分子要求香港的富人们在他们致富后，对香港人要讲“仁义”，这就是天经地义 的。 香港人有两面，有爱国的一面，也有投机的一面。爱国的一面是由于香港这座城市 一直面对世界所造成的。如果生活在大陆那个与外界相对封闭的世界内，很难体会到做 个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而香港人却能知道这一点，因而产生很强的爱国心。这种爱 国心在香港人所擅长的艺术----武功片及保钓行动等方面，表现得很明显；另一方面， 香港人又有很强的投机性，这一特点在香港商人那里表现得最为突出。香港商人大多投 靠北京、投靠强权，这就是香港人投机性的表现。 这种情况在全世界华人社会里都基本差不多。而最糟糕的地方在于，今天这种投机 性被解释为爱国性。这样一来，为共产党为虎作帐与热爱中华就被混为一谈。所有投机 商们都兴高采烈，因为头上都顶着“爱国”桂冠。这是今天的一大是非。知识分子应首 先分清这一是非。知识分子弄得清何为投机，何为爱国，商人也才弄得清。 如果中国知识分子能把代表中华文明的“仁义精神” 重树起来，能在基本是非上 分辨得清，这就形成“东风”。今天中国的事是“万事皆备，只欠东风”。只要“东风 ”一起，中华民族就能扬帆，就能远航。 以香港为中心，组建全球华人的“公财基金”网。这是我自发动人民起义失败后， 贡献给中华民族的另一重大战略。 如果这个跨国金融网一旦建立得起来，中华民族这盘棋，全球皆活。全球华人经济 一旦在很大程度上获得华人国际金融集团的支持后，立刻将提升其生产力层次，同时， 中国人也开始有能力对抗世界局部地区可能发生的“排华”。就象这次印尼排华，印尼 统治集团就是冲准华人的财富去的。如果当时有“公财基金”网存在，由于私人财富和 公财基金间存在着某种相对的可转换机制，受到威胁的私人财富就会转换成公财基金， 向世界其它安全的地方流去，等威胁过后又流回来，重新转换为私人财富。这样就能在 很大程度上避免因发生“排华”而造成的财产损失。 12) 印尼排华的合理结局 印尼排华这件事韵味无穷，三言两语讲不清。 可以说全世界最早呼吁全球华人紧急动员，制止印尼排华的是我。今年年初，印尼 前总统苏哈托刚宣布要竞选连任，其时意在必得，势正如日中天，这时我感到他气数已 尽，但他和他的家族及周围的政客将会为抢夺华人财富而加害于华人，并且动用的是军 方的力量。当时的一些信息已经透露出这种趋势。我感到事情紧迫而且后果严重，要及 时制止。 春节前夕，我赶写了一篇题为《全球华人紧急动员起来，粉碎一场正在蕴酿中的排 华阴谋》的文章，呼吁全球华人到印尼使馆前游行，以各种抗议方式向印尼政府施加压 力，尽量避免排华事实大规模地出现。赶在大年三十，我把此文投向全球十一家主要中 文报纸，以便向印尼华侨拜年，让那时已如惊弓之鸟的印尼华侨获得一些心理上的安慰。 而那些编辑老爷们却什么都不懂。他们这样评论我的文章：“哪里会有什么排华！ ”“这篇文章表现了典型的中国人型冲动”、“报刊是新闻阵地，不是这些人发表呼吁 的阵地”，最后只有《欧洲日报》和加拿大留学生电子刊物《枫华园》把文章换了标题 后刊出。 以后不久，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记者电话采访我，我又进一步解释了中国人为 什么必须干预这件事，有什么理由和条件，具体应该怎么做。后来也不知道他们播出没 有。 一个月以后，苏哈托顺利连任总统。而这一次他的噩运到了。这位新总统还没有做 满三个月，当他踌躇满意地到开罗开会，还以为他完全能控制印尼局面时，他被他的朋 友们出卖了。他过去的盟友们利用印尼的五月动乱，强迫苏哈托下了台。 把华人做为印尼这次经济危机的代罪羔羊，并趁机抢夺华人财产，这一直是印尼部 分政客的算盘，也可以视之为三十多年的苏哈托排华政策的继续。这一政策从上到下， 煽动了印尼社会整个的排华情绪。这次金融风暴使印尼的经济面临崩溃，在这种形势下 印尼华侨将会遭难，这是注定了的。所不同的是，如果苏哈托不下如，那么这次抢劫就 是由政府出面，被抢的是华侨富商；如果苏哈托下台，这次抢劫就是由“暴民”出面， 被抢的就是一般华人。现在的情况是，苏哈托下台了，对华人的抢劫由“暴民”出面， 而且是采用了最下流的形式，不仅抢劫，而且又奸又烧又杀。这才激起了中华民族的“ 一些”义忿。 中华民族这个本来是感觉相当好的民族，今天却是麻木得让人吃惊。印尼五月暴行 过去了一、两个月，中华民族这才断断续续地发出一些没头没脑抗议声。而印尼部分政 客煽动的排华一天也没有停止。现在印尼政府又以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改计划为 名，以收归国有的形式来瓜分印尼华人富商的财产。这时，“中华民族”就再不会放个 屁了。其实，上街奸杀以及收归国有，形式尽管不同，本质都是一回事：排华。这是印 尼政府长期以来的基本政策。那位苏哈托长期培养的接班人哈比比早就有言有先：要说 五月奸华妇，没有此事！至于苏哈托，他是穷人，他的家庭成员虽然富有，但都是守法 公民，坏就坏在苏哈托周围的一群奸商，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按照我们中国人的理解，最该还之于民的，是利用公共权力而带来的私利。由此说 来，印尼真正应收归国有的，首先是苏哈托家族的财产，其次就是哈比比家族的财产。 哈比比今天这样对待别人，怎不想想明天别人又会怎样对待他。 印尼政府已经把事情做到这一步，中国不出兵，反而不正常了。这既不合西方的人 权价值准则，也不合中华仁义价值准则，更不合伊斯兰价值准则。从人类现存的各种价 值准则讲，中国不出兵，都说不过去。现在联合国已经把强奸烧杀列入了“反人类罪” 的罪行，中国为印尼禽兽般的排华罪行而出兵，国际社会没有理由反对。 只是中国人做事应该“先礼后兵”，所谓“先礼”，就是先提出和平的条件。 我在今年二月，曾提出政治解决印尼排华问题的三个条件： 一 ) 取消印尼政府对华人的一切歧视政策； 二 ) 承认华人对印尼的发展和社会安定所起的重要作用； 三 ) 制定惩办挑动种族仇视的法律。 这是政治解决问题的三条。印尼的排华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最终只能是由政治手段 来解决。出兵是政治解决的方式之一。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只把目光集中于印尼排华的五 月暴行上，提出“调查真相、惩办凶手”的要求。这是完全不够的，而且也解决不了什 么问题。五月暴行是犯罪问题，只应用法律手段来解决。而五月罪行是由印尼政府长期 推行的排华政策所导致的，根子是政治问题，因而要想彻底解决印尼的排华问题，就得 从根子上去解决。 解决犯罪问题首先得收集罪证，这是一个耗时的工作，在你没有掌握确凿证据之前 ，那个印尼政府就会百般抵赖，并千方百计消毁罪证，或者使你永远找不到确凿的罪证 。因而，法律解决和政治解决应分开做。从法律解决的角度讲，中国做为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应由安理会组成联合国调查团对印尼五月排华暴行进行调查，最后根据调 查的结果来处理。 所谓政治解决，就是中国向印尼宣布战争，并以上三条做为和平的条件。 以上三条直截了当。前两条是基本事实，印尼政府承认，就等于是公开宣布放弃了 苏哈托的排华政策，如不承认，就等于是还要继续排华政策。承认不承认都是一种明确 的政治态度，狡辩不了。第三条是对印尼好，是印尼这个国家能达到民族和解而非有不 可的东西。 印尼政府接受了以上三条，就等于印尼三十多年的排华政策从此结束，印尼进入一 个新的发展阶段。如果不接受，那么就是战争。战争的目的还是要强迫印尼政府接受以 上三条，并要彻底清算苏哈托军事集团六十年代排华的全部罪行。如果印尼政府选择避 免战争，接受上述条件，那么这三条就应由中国与印尼两国政府的联合公报的形式确定 下来。 印尼大多数人民是有宗教信仰的，因而是性善的，他们会明白以上三条对他们的国 家是很公正的，是他们的政府做得不好。回教徒会很快找回与华人和谐相处的方式。印 尼人民最后会发现，只有中国才会真帮印尼。 在我看来，只要中国人想解决印尼排华的问题，逃不出我画的这个框。这是发展的 必然结局。 中国出兵印尼，将拉开“王道政治”的序幕。如何才能“王道”？孟子早有言之：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中国的“王道政治” 就是要从自己的父老兄弟姐妹开始做起。印尼华人被奸被杀，是自己的族人被奸被杀， 你不去救助，何“王”有之？中国人的善性，先表现在自己人身上，然后再伦及陌生人 、全人类，这样一伦伦展开的人性、人权，就是中国的伦理政治。做中国人不可以不讲 自己的道理。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西方文化在道理上喜欢讲大而空的东西，如一讲“人”，就 是“人类”，一讲“爱”，就是“爱全人类”，而实际上做起来，却只关心自己的国人 ，自己关心自己海外的侨民。他们的侨民受到攻击时，他们就全力救之，甚至为此不惜 消灭它族。相反，中国文化讲道理很具体实在，讲“人”就是具体的兄弟姐妹朋友，不 会空讲“人类”，这就使中国的传统理论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而现在代表中国人的北 京政府做事却莫名其妙了。印尼华人被奸被杀他不管，却去搞什么“人民币不贬”，要 做中流抵柱，来救世界。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文化错位。它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懂何 为“王道”。中国人做事，首先需要得到的不是外国人的喝彩，而是中华民族的喝彩。 一个只想得到外国人喝彩的政府注定是卖国政府。这种文化错位应该尽快纠正。 如果今天中国政府与印尼政府能签署“永远禁止排华”的联合声明，华人在亚洲的 地位立刻改变。现在是天赐一个让中国走上世界舞台的良机，放弃了甚为可惜。 ＝＝＝＝＝＝＝＝＝＝＝＝＝＝＝＝＝＝＝＝＝＝＝＝ 一个人打天下的故事写到这里暂时停笔。 我的故事肯定没有完，不过目前我需要修息一下。养好精神再试着站起来。尽管我 知道这很难，但还是可以试一试。 今天的中国，虽然有着十三亿人，却只有我一个，举着中国人的旗帜，孤零零地支 撑着。举目望去，神洲大地，或是低级社会主义，或是民主党人，满山遍野，妖气弥漫 ，全是“五四新青年”的旗帜。 尽管如此，我的这面旗帜，还是最有希望的旗帜。 我是不相信“中华大同”这面旗帜会倒下的，因为中国人只扛得起中国文化自己的 旗帜。只要这面旗不倒，那些“低级社会主义”、“民主党人”的旗帜终将会烟消云散 ，那时的神洲大地将是碧水蓝天，旭日东升，仁义永存。中国人永远是中国人。 不信我们走着看！ ================================================= http://perso.wanadoo.fr/xinyi/ E-meil:xinyi@wanadoo.fr Fax:00331-43031725 (完) ------------------------------------------------------------------ 4. 大嘴巴园地（篇） 　 4.1 大陆教育现状与民族危机 决定性因素 送交者:岩华 一、人才资本：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代表当代经济学界最新潮流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贝克尔教授 (GaryBecker)和虑卡斯教授(RobertLucas)关于教育与科技人才问题 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民族未来前途取决于两大因素：“人才资本” 和“物质资本”的“高水平均衡”。而最终的民族未来和国家前途则取决于 这个国家“人才资本”的积累。有对人才资源的长期、大量投资才能使 技进步“内生化”，将经济运行被动模仿的低效率的“外部效应”，转化 为主动高效的“内部效应”。同时，他们推翻了传统经济学界认为经济发 展基本动力的两大理论：一认为源于“投资型”，一源于“消费型”，“消 费--投资”的最优决策构成“均衡增长模式 (Intertemporalgeneralequilibrium)”。而认为经济成长的根本性 动力是“科技进步(scienceandtechnology)”----关于这一点，中共 “领导集体”中最年轻的胡锦涛，九四年底也说：“二十一世纪国家间的 竞争，实质上是国民素质的竞争。”然而，让我们看看大陆每况愈下的国 民教育现状和积众难返发展趋势。 二、触目惊心的教育现状 一九七八年，历经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的大陆教育 已经百漏千疮，没有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农村人口占国家人口五分之四。 邓小平实行农田“包产到户”后，农村学龄儿童升学率一下子降低30%(大 陆教育部统计资料)，大量的孩子缀学帮耕。邓用整个一代农村人的前途 和命运，换来短暂的“绿色革命”。所以他自疚地说：“如果这年有失误 的话，最大的失误是教育----《邓小平文选》”。八五年城市改革开始后， 一再更忽视农业发展，农民收入直线下降，城市居民收入是农民的三至十 倍。农村教育经费捉襟见肘，然而“义务教育学校”学费，相对于农民收 入却是十分昂贵，西方是5%，大陆农村是20-50%。根《世界银行发展 报告》，九二年度大陆编列的教育经费占政府预算的2.5%，这一比例到 九三年、九四年更下降到2%以下。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数5.7%，甚至低于 贫穷、蒙昧的非洲诸国和比大陆还要穷的印度等国的2.61%，在世界151 个国家中，名列第149位。不及中等和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是湾的 六分之一，是类似于大陆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数的四分之一，这还不包 括高达27%的通货膨胀的因素。根大陆官方公布：全国仍有四分之一的 县没有普及小学教育，贫困地区、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小学升学率有 30%，中学升学率有10%。全国平均中学升学率有44%，也就是说， 全国有56%的孩子没有读到中学。 由于大陆实行“大学免费，毕业分配”僵死的大学制度，使全国大学升学 率不到2%，九二年的统计为1.4%。即使完成国家“教育发展纲要”的计 ：每年增加一名大学生，即到二000年在校大学生人数达到二百二十 人，仍然比著名的教育落后国，印度大学生率(每人有大学生七十四人) 还低四倍多！大大低于世界大学生占人口的平均数：16%，更无法与高收 入国家大学生占总人口的42%，相提并论，甚至比非洲等贫穷国家，及世 界最低收入国家平均升学率，还要再低33%，几乎名列世界倒数第一！日 本比较教育学者南亮进认为：大陆的初级教育相当于日本1905-1910年 的水平，落后85年；中等教育相当于日本1915~1920年的水平，落后 75年；高等教育相当于日本1920年的水平，落后70年；教育经费相当 于日本1925年的水平，落后65年！ 三、惨不忍睹的人才浪费、流失 然而，大陆一方面人才奇缺，一方面又造成大量的人才浪费。主要原因是 大陆至今仍实行着封建官位制的人事制度，各类人才学校毕业后便被政府 包办一切地“分配”到，由“领导”决定的国家“某一单位”，工作与学业 专长往往驴唇不对马嘴。大陆官方统计：全国40%的专业技人员“任 务不饱满”。但人事关系、户口等一系列的“复杂手续”和这些手续后面 的地位、福利，就象永远的婴儿的脐带一样，把“人事关系”从孕育维系 到老死。而急需人才的地方好找低劣人才烂竽充数。没有双向选择的人 才供需渠道，更没有合理的人才交流市场。即使近年来沿海地区和大城市 开始搞一些“人才交流会”，但仍无法形成正规制度化、自由市场化。而 在大陆内地，人才制度仍然如故，即使偶尔个人联系好某一职位，人才流 动也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十个双方环节、公章关卡中有任何一位领导关 节打不通，整个工程便要泡汤。近年来虽然有些人才迫于生计开始“跳槽”、 “下海”，但他们后面从来不敢切断“人事关系”那条“人事脐带”。就这 样花巨资培养的少数人才被大量束缚、浪费了！ 最糟糕的是，大陆的“人事关系”仍是一世袭式封闭系统，在“国有企 业”工作的“正式工人”享有各优越的社会福利者，这是一按家族出 生身份和类似科举制度“考上大学”，才能享有的一个特殊的封建贵族阶 级，这就是在中国社会占15%左右的“国家正式部、职工”，而这一贵 族阶级以外的“集体企业职工”和小市民属于第二等公民，社会最底层占 80%的“农业人口”则属于货真实的劣等公民，无论他们怎样优秀，都 进入不了这个贵族系统，更谈不上起码的“人才供需”。 这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代封建王朝更封建、更落后，已倒退到欧洲罗马奴 隶制度和中国夏商周代以前，那“宁有性”的世袭贵族与天生贱民的 恶劣阶级社会。在这令人窒息桎梏和命定前途的命运面前，出国，便成 为人才们追求的最大目标。八九年“六四事件”后，各国领事馆前排起了 长队。这些由国家耗费巨资培养出来的少数人才，不惜血本地争取出国机 会，可悲的是有其中最优秀者才可能成功，而更残酷的现实是，这些人 才就这样一去不回头地流失了----大陆国家教委特别成立的“海外留学 人员研究课题组”，调查的资料显示：近年来各出国留学生共计22多 人，其中仅美国就累积共达十多人，至今回国的有七二千人，其中 还包括许多拿外国“绿卡”者，也就是说，他们随时可能“开溜”。这些留 学生中公费的占50%，单位出资的占40%，自费和其他的占10%。出国前 已是高级技人才的占44.1%，已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占51.2%。目 前，被这些发达国家掠夺的人才，留在海外学者已婚的达74.1%，加上 从国内带配偶到海外定居的已达83.1%，另外，还有6.9%的正在办理观 光、探亲等前期移民---也就是说，这些人才再也不打算回来了！然而这 些学者年龄大多都在28左右，平均年龄31.5岁，是科学研究的最佳黄 金时机！这些一去不复返地流失的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和希望啊！ 四、民族灾难：国民素质劣质化 九零年，大陆失学儿童有七百多，九一、九二、九三年逐年累加。现在 全国儿童中，五至十四岁“不在校学生”竟达3000之巨！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统计，大陆成人文盲率达15.9%，累计十二亿中，竟有文盲、 半文盲2.5亿人。另外，总人口中一年不看一次报纸的“识字文盲”高达 五亿以上，绝大多数是信息闭塞的农民。农村的现实是：蒙昧制造了贫困， 贫困又继续着蒙昧！形成一每况愈下的恶性循环，这样的直接后果将不 仅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国民素质问题，文化劣质化问题，民族危机问题， 更是国家未来民主的自由的巨大障碍！ 教育灾难的直接后果不仅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更使整体社会文化劣质演 变。在绝对贫困人口进一步激增的同时，那些投机爆发、有钱的高官、大 款，又出现了花百排场的豪门宴席、大办婚丧嫁取的“野蛮消费”，这 就是长期信息封闭的愚民政策，缺乏良性竞争的世俗道德，导致畸形攀比 的社区文化演绎的直接后果。 至今，大陆依然实行着罪恶的“阶级歧视”制度，把农民按出生地强制 分“农业户口”隔离在农村。即使农民走出这一“隔离区”也因没有“户 口”而成为实质上的“黑人”。这一户籍制度封杀了绝大多数农民正常的 出路，而在这恶劣环境下的“隔离区内”，人性中自私、野蛮、贪婪、 残忍等恶的一面，被贫困和愚昧充分调动出来，对人性文明和民族传统文 化和优良美德的破坏，达到了不可思意的后果。 这就是被中共规的“农村四人”：地痞、流氓、村匪、路霸、强盗、窃 贼、暴徒、黑社会组织、拐卖人口贩子、嫖娼卖淫者、制毒贩毒罪犯、封 建迷信、坑、蒙、拐、骗分子----然后是“乱世用重典”，杀、逮、关、 罚。然而无论怎样的严刑酷法，大批地枪决都无济于事。大量农民生存的 本能比任何酷刑严法都可怕！ 看看这些占国家五分之四人口的国民，看看他们正在变成文盲、半文盲的 学童，看看那些因营养不良而个头矮小、笨拙粗鲁、蒙昧肮脏的下一代！ 看看那些消逝了传统的道德文明、又遭受西方文化的糟粕击的九亿人！ 这样的国民素质、文化水，怎么样？什么？参与二十一世纪电子信息 时代的飞速发展和激烈竞争？ 五、恶性循环的教育体制 在农村，培养下一代的人民教师，不是经过专业培训，而是从农民中随意 挑选出来的“民办教师”，他们的薪金是由各地“部”随意制定，从农民 集资来的，得不到基本保障。九二年全国共拖欠教师工资已愈十四亿。更 可悲的是他们中间仍然存在“性”之分，“民办教师”与“公办教师”分 属于两大不同的阶级，民办教师与农民一样是“贱民”，没有任何社会福 利和保障，生老病死听天由命，无论怎样优秀，要不“转正”便永远得 不到提升，致使教师素质极其低下。 国家教委九二年统计，仅陕西省“民办教师”就有八四千人，包括城市 在内，占中小学教师总数的31.7%，“一人一校”的学校达一三千多所。 在湖南桑植县二千四百名小学教师中，合格者仅一千三百人。然而获得过 正规师学校培训的教师，则纷纷“下海”“跳槽”。在湖南省，从九零到 九二年有6292人“流失”，96%为大专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精英教师。九 二年全国有216千名教师调出教育口(不包括自动离职者和大量没有 统计的“民办教师”)，相当于近千学童失去了教师。到九三、九四年 每年竟有45名教师“流失”，占总数为450教师的十分之一。 中国大陆在“义务教育”阶段，“免费学校”却收取各各样的“学杂费”， 在农村能读到高中的农村孩子，真是百挑一了。而到了大学阶段，实行 着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毕业分配制度”，考上大学就成为“国家部”，彻 底脱离农村，转变户籍，“吃上了国粮”。再也不用努力学习、上进，也没 有竞争了。每一个大学生完全免费教育，吃饭、住宿，甚至起居用品都由 国家供应，使本来有限的教育经费大量地花费到极少数人身上，使大学升 学率不及世界平均数的八分之一，低于世界发达国家二十一倍！严重制约 着高等教育的发展。 最近的“大学改革”在大学生交费就读的同时，却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奖学 金、助学金和学生贷款制度，使贫困的农民子弟上大学更是雪上加霜。 六、科技人才断层的严重后果 在大陆工业职工中，1987年统计有大中专以上学历者仅占2.03%，平 均受教育年限为8.46年，整体水平相当于初中毕业。平均工龄很短，仅 十三年。高级技工占2%，中级技工占24%，初级技工占74%，而同期日 本的高级技工则占32%，中级技工占43%，初级技工占25%。1988年 大陆工业劳动生产率仅是美国的十分之一，是日本的十一分之一。即使在 国家首批审定的45家“一级企业”中，劳动生产率也仅是美国的47.8%。 在高、中、低级技职称比例方面，大陆是1:7.4:20.3，而世界平均为 1:3:6，发达国家为2:4:5。 在日本、美国，企业职工“在职教育”早已是经常化的制度，而在大陆， 却被高达30%的“在职失业”取代。这差不多高达3000人的变相失 业大军，即是机构臃肿的国家政机关、企、事业团体“超编人员”，大 量的公务员一方面无事可做，也没有再就业培训，一方面坐领工资。这 人浮于事的状况，在中共中央反复下达“精减机构”的文件后，一再恶化。 科技人才缺乏导致的直接后果，使经济发展被动、乏力，产品质量、等级 差，更新换代难、慢，科技推断层，无法产生高科技、高附加值智慧型 产品，适应、参与现代经济发展趋势。产业升级大面积被动地依赖外国- ---这就涉及到智慧财产权问题，今天中美之间的“智财权磨擦”便是大 陆科教制度的恶果。更严重的是这被动模仿在整体社会中制造的普遍的 假、冒、伪、劣现象，和这惯性环境下形成的对技、科研的轻视。 七、必须进行实质性教育革命 对于大陆教育一再恶化的境况，大陆高层不是不知道，相反他们通过《国 内动态》等小参考，对局势严重性的了解比谁都清楚。国家教委柳斌头 年就说：“国民教育经费遇到了近十年来最大的困难”。九二年、九三年及 九四年中共中央接连三次、兴师动众地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从主 管教育的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到国务院负责文教的副总理李岚清，以及江 泽民、李鹏会上无不摇舌鼓腮，发誓要“改变教育的被动局面”，但虚喊 一些假、大、空的口号，作一翻形式主义的秀，在会议之后一切的一切都 不了了之----由于体制深层的弊病和僵化，各级官僚主义的“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还有更重要的“国家没钱”，使各红头文件形同废纸，政令 不通。听任教育走向灾难而袖手旁观。 自九十年代(美国)中华发展战略研究所在海内外推出系列关于大陆教育 危机的报告后，海内外有识之士随即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最近，大陆终 于决定到二OOO年，要把教育经费增加到占国家预算的百分之四，好 象自此一劳永逸了，然而实质上别说经费能否用到教育上，即使经费增长 比例，仍大大低于每年学童和通货膨胀的增长率！ 首先，问题的根源在整个封建官僚体制深层，因而要治根治本，必须对现 行体制进行政治改革，实现民主法制，使教育发展按照法律规定，独立运 作，接受社区、家长和社会舆论的直接监督。 第二、制定严密的教育立法。设立严格、效率的执法机构，规定每位儿童 都须接受至少九年教育的法律责任和法律义务。对违法缀学者责任者，分 别追究学童、父母、学校等的方面法律责任，直接由监察部门予以公诉， 依法对其管教、监禁、罚款。 第三、切实贯彻《义务教育法》。公立学校的一切费用由政府教育机构提 供，绝对禁止任何人和单位向受教育者收取任何费用，包括以往的书本费、 学杂费、校服费等。否则受教育者有权依法控告任何收费者。 第四、全面提升教育经费。立法规定教育经费在GNP中长远发展所占比 重，至少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并保证专款专用。采用世界各国行之有 效的最新教育经验，增加教育内容，购置教育设备，促进教育的持续发展。 第五、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育质量。规定从业教师必须持有相应师专 业教育资格证书，对现业的未经培训的教师，逐步全面强化培训，仍不合 格者予以辞退。 第六、提高教师地位。彻底废除罪恶的阶级差别和世袭等级制度，实行全 民教师一律平等，公平合理地给予各待遇、福利、职称和调升。使教师的 工资和社会地位保持在中高等以上的水平。 第七、推行社会化大教育。开放社会办学、外商办学、鼓励私人办学，并 由国家予以必要的补贴。推行各学习形式的成人教育：电视学校；函授、 业余学校；夜间学校等。推行职前培训、在职教育、短期进修、强化训练、 代培委培等多样化教育形式。 总之，面对今日已积众难返的国民教育，必须采取彻底果断、雷厉风行非 常措施，实施全面的“教育倾斜投资”，进行一场实质性的催枯拉朽般的 教育革命。否则，别说教育继续恶化，就是按中共中央设计的“教育发展 计纲要”，“继续发展”，我们的国家、民族，面临的也必将是一场后患无 穷的灾难！ 让每一位有良知的国人一起大声疾呼：救救我们的民族！救救孩子！ ------------------------------------------------------------------ 4.2 毛泽东是伟人还是罪人？ 读者 中国要前进要发展，就要给毛泽东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 正确认识毛泽东，才对得起历史，对得起今时。 毛泽东本人也应当为自己的行为承担道义上和法律上的责任。 怎样评价认识毛泽东呢？ 中共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三七开， 以至毛泽东躯体躺在其纪念堂享受着伟人的待遇； 毛泽东画像高悬于天安门城楼昭示着其神圣的地位； 毛泽东思想刻印在宪法上，还闪耀着导师及“核心”的光芒。 我只用中共评价毛泽东三七开的依据，来证明毛泽东乃大罪人也！ 毛泽东开国后，搞了一系列的运动，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是连中共 都承认的祸国殃民之举。其中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 破坏了多少社会物质财富？！以至中共对十年文革定性为“笫二次浩劫”。 就这“十年浩劫”，毛泽东作为“文革”的统帅和舵手，就够归类于罪人之列！ 侵华战争八年应归于笫一次浩劫中吧，战犯要上绞刑架！ 浩劫十年，大副们——四人帮判处死缓，船长该当何罪？ 肯定有人辩护毛泽东功大于过： 他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其功其劳胜于其过其错。 以这种逻辑判断是非，那陈独秀、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 刘青山、四人帮和林彪等，都应当在八宝山摆上他们的灵位， “推山建国”的工作中，也有他们的一份功劳嘛。 因为毛泽东有功——伟大的功勋，他就可以胡作非为，减轻和免除他的罪过？ 那请问：若是雷锋象张金柱一样开车轧人； 焦裕禄活着变成象陈希同、王宝森一般贪污腐败， 就可没事，或者判刑时有区别？ 很清楚了！除非是别有用心，才会视而不见。 毛泽东有没有罪？有多大的罪？请诸位裁决。 ------------------------------------------------------------------ 5. 炮火论坛（篇） ================================================================== 结束的话： 　 我们的目标，我们要做互联网中的焦点访谈和现实中的法律斗士！ 我们联系了部分企业，他们将在我们免费邮件"舆论"中做广告，每期广告不 会超过200字 ，我们不会向网友们要求任何资助，请将您想说和抱怨的麻烦告 诉我们吧，我们会提供律师的专业意见和如果打官司所需时间和费用的估计， 我们要互助，我们帮您宣传，全国121万网友，正义之士比比皆是，想投诉谁， 你敢写，我们就敢发表。 　 我们的邮件有网友向国内和国外大量传播，如果万一真有巨大的不平和旷世奇 冤，我们立刻能让消息散布到全世界华人界的每个角落，和尽我们所能帮助您， 我们邮件已经被列入世界华人电子邮件杂志栏目列表，在加拿大、澳洲等地都 有读者，在此向所有为此事努力和提供帮助的朋友和网友表示最真挚的感谢！ 　 同时，我们欢迎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我们，成为编辑之一 (编辑的责任见天怒主页) 我们因为考虑要预防万一有不可预知的事情发生，我们所以需要有至少十位编 辑，将都是候补红旗手，一旦在没有任何事先说明的情况下，我们停刊长达一 周，我们将有新的朋友站出来，继续完成舆论监督和法律咨询的责任，愿公道 永在，愿友谊长青！ 　 我们正在筹建网页，可以提供最新邮件下载，公布最受关注的十件舆论投诉等 欢迎任何电子杂志和我们交换征订广告，欢迎任何网页提供订阅宣传和联结， 同样，我们将在邮件中宣传您的网页，请联系princepigeon@usa.net 。 　 您可以从互联网太阳升中文图书馆阅读和查询过期的本邮件。 　 中文简体 http://www.sunrisesite.org/gb/?url=/magazine/yulun 　 台湾香港 http://www.sunrisesite.org/b5/?url=/magazine/yulun http://www.sunrisesite.org/hz/?url=/magazine/yulun 　 ------------------------------------------------------------------ 　 友情连接 　 No.1-----------------------《高寒文库》 http://www.freeyellow.com/members2/gaohan/gh.html No.2-----------------------《中文走遍天下》 http://www.myfreeoffice.com/immigration/link.html No.3-----------------------《百家中文论坛排行榜》 http://come.to/bbs100 No.4-----------------------《廉政风暴》 http://members.xoom.com/china98/ 舆论邮件.中国商业和法律互助社 1998 ================================================================== 附注： 稿件如需要公布邮件地址的，请明示，我们一般会帮您省去邮件地址。 　 如果您觉得此邮件还能入目，请向朋友推荐，谢谢！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