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98/08/27 免费邮件号 NO.22 ------------------------------------------------------------ 天怒-中国反腐败观察网站 http://members.tripod.com/~~~~Cora_2/ ------------------------------------------------------------ 收集整理 爱国者 chinese_patriot@hotmail.com 法律顾问 检察官 justice225@hotmail.com 宣传发行 苦冰 kubing@nettaxi.com 责任编辑 肥猫 feimao@mailexcite.com 小李飞刀 xiaolifeidao@mailexcite.com 天怒 jud@mindless.com 浪子 splayboy@yahoo.com 李永铭 blackpigeon@usa.net 订阅地址 princepigeon@hotmail.com 投稿地址 chinese_patriot@hotmail.com pigeon100@hotmail.com (投稿请用附件寄来,否则必定乱码)   过期索取 pigeon100@hotmail.com 不定期出刊 (因为部分朋友建议,缓慢频率,欢迎网友加入讨论) ================================================================ 目录: --------------------------------------------------------------- 1. 舆论投诉(二篇) 1.1 草菅人命 何处申冤 1.2 首都高校学生抗议印尼排华 读者 2. 公开观点(一篇) 2.1 我将随波逐流 李永铭 3. 推荐文章(二篇) 3.1 拥护可以反对的政权,反对只准拥护的政权 胡平 3.2 共产党违法案(连载二) 郭罗基 4. 大嘴巴园地(一篇) 4.1 从国内学生对印尼反华事件的反应说起 马不喑 附录: 作者反馈 刘丹红 ================================================================ 内容: 1. 舆论投诉 1.1 草菅人命 何处申冤 --河南中原油田421车辆杀人案、受害人及家属朋友求助internet及全社 会请告知可以联系的政府部门,新闻媒体的联系方法(电话、传真,网络地 址,e-mail,l联系地址) 1998年8月7日,中原油田有关公安部门宣布历时一年多的421案(车辆杀人案 )结案,宣判结果是,受害人与凶手单位协商解决,或受害人自行找其它部门解决。 天真,善良的受害人吉宏伟带着强烈的身心痛苦默默地忍受着,等待着,等 了一年多等到的却是没有人性者的迫害,没有良心者的伪证,没有道义者的冷漠 ,以及不负责部门的推拖,最终结果竞是凶手有恃无恐在单位上消遥法外,受害 者却在丈夫,哥哥已下岗的情况下与同单位的姐姐一同被“驱逐”下 岗,尽管上级部门有照顾伤残人,及双下岗职工的政策规定,但直到现在还没有 解决,就连早该办理的工伤证至今拖着不给办,而万万让人想不到的是受理此案 的公安部门竞在受理一年多后,将此案不了了之的结案。 我们想求助于律师,但找的律师得知凶手的背景后便不想受理,我们想如果 再这样投诉,最后还可能是这不了了之的结果,我们真是觉得呼天天不应,求地 地无门,朋友们非常气愤,说一定不会没有公理,上internet求援。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三十分许,中原油田建筑集团第四工程处 第三中队技术员吉宏伟在办公室门口路上,被工程处原经理,现中原油田房地产 中心副主任吴焕军侄子徐恒启,用解放卡车三次辗过,后破坏现场,伙同其亲信 吉宏伟所在第三中队队长曾得志,并在由原经理吴焕军推荐提拔的新任经理于夕 保的保护下上下串通使公安部门没能正常处理此案,凶手竟没有被拘留审讯,至 今仍逍遥法外,四工程处主管安全工作的高键为附合凶手亲信积极提供伪证,将 院内发生的车辆伤害案,伪装谎报为道路交通事故,他们做通油田交警队事故科 科长杨学义的工作,共同隐瞒事实真象,试图逃避法律追究,他们还采用恐吓与 欺骗的手断让受害者家属在不符合事实的案情记录上签字,他们还到处散布谣言 ,说受害人自己撞到车轮下并极力否认三次辗人之事实,法律规定几天内须做出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他们却拖延至近五个月还不给出认定。 上天保佑,深受伤害的吉宏伟顽强地活了下来,尽管严重伤害使吉宏伟一肾 粉碎性挫伤被切除,另一肾及肝、胸骨、肋骨,足横突骨,骨盆等大面积损伤, 并且一直伴随着半身麻木及严重头晕头疼,善良的吉宏伟对单位、对凶手没有任 何怨言,还劝其家属不要向单位提任何要求,单位不拿钱就自己解决,就连让凶 手道歉的要求都没有。但是凶手及其亲信他们视受害者的善良为软弱,真的连任 何道歉之意都没有,直到事过一年后不仅没有尽任何法律上、经济上、道义上的 责任与义务,在受害人还在疗伤恢复之际,及其爱人照顾其身体已经下岗之后, 借改革下岗之名将吉宏伟及其姐推出单位,使善良的吉宏伟本来就异常痛苦的身 体与生活雪上加霜,并且终于使其精神受到了彻底的打击与伤害,她觉得实在无 法再过下去,终于提出了希望他们大发慈悲手下留情的要求,但是近五个月过去 了,还是没有任何结果。 得知此事的人都非常气愤:“真是没有人性”、“真是丧 尽天良”,建议受害者向上级领导及新闻部门申诉,并对他们诉诸于法律。 多行不义必自毙,我们想信如此“官警”勾结,草菅人命,民声 激愤之事,一定天理不容。 E-mail:xwh@public.zz.ha.cn tel:03934490910 最后受害人及家属朋友再次求助internet网友寻求全社会正义力量的支持帮助 并请告知可以联系的政府部门,新闻媒体的联系方法(电话、传真,网络地址 e-mail,联系地址) --------------------------------------------------------------------- 1.2 首都高校学生抗议印尼排华 读者 今天(1998年8月10日)早上9时许,北京大学三角地贴出署名"三个北大学生"的大幅 抗议书,抗议印尼虐华暴行.抗议书附有从Internet上下载的相关消息和图片.同时 ,清华大学也出现了类似抗议书,并号召本星期三前往印尼驻中国大使馆静坐示威. 请把以上消息转告新闻媒体. (编者按:很抱歉,由于我们的工作遇到了困难,这则消息成为迟到的新闻。万分 感谢这位热心的读者) --------------------------------------------------------------------- 2. 公开观点(等待您的高见) 2.1 我将随波逐流 李永铭 我现在住在离洪水涛涛的长江大堤仅几百米的地方, 这几天,我看到和听到的让我彻夜难眠,今晚,湖北 荆州市所在的长江段分洪,洪水将淹没长江南岸,公 安县的无数良田,我又回忆起苦冰上次来信中的悲呼。 八月十二日止,官方公布的损失是一千七百多亿, 这个数字具体有多大,可以比较一下,今年银行计划 贷款也仅仅只有1300亿左右。 湖北省嘉鱼县前不久决堤,死亡人数官方公布有两 千人左右,当我问当地老百姓时,他们说,后面应该 再加个零,最让人心惊的是听到解放军堵缺口的情景, 目击者说缺口开始不大,子弟兵们用绳子互相捆绑着 跳进急水中,下去几排人,后来缺口被洪水冲大了, 水更急了,人堵不住了,冲走了。又没有更有效的方 法,连沉了三条船,最后一条长达百米的船才堵住缺 口,后来将先前下水的士兵拉上来,可没有用了,一 个连着一个,没有一个活下来的,都是被冲走后淹死 的。 五四年长江大洪水的时候,是用这种轻贱人命的方 法去堵洪水,四十年过去了,而且其中还有"二十年改 革开放的所形成的物质基础"作后盾,中国防洪还是没 有变,难道非要子弟兵们用命来堵洪水吗? 死难的子弟兵的忠魂里是否有一丝怨气,是否责怪 一腔热血由于官僚们的愚蠢和贪污而不值呢? 另据<南方周末>报道,九江段堤决口后,一工程师到 现场看防洪堤的剖面,说里面"大有文章",看来每年的 防洪拨款里面有一部分落进了领导们的腰包。 我似乎听见每一个忠魂在向紫禁城里的公仆们呐喊, "不要再用原始的抗洪抢险的方式对待日益疯狂的洪魔" "不要再用我们的血和生命去策划募捐救灾款来满足工 人阶级先锋队领导们的私人需要" "不要再挪用抗洪款项,不要再贪污救灾款项,将救灾 款项帐目公开" 今晚,我看了中央台的救灾义演,我听着电视里主持 人说着华夏一族,中华儿女遍天下,看着美国华人捐赠 3000万的物质,看着人们在热泪感动着这华夏民族凝聚 在一起的时候,我想起了印尼的华人。 你们再有感情的表演所募集的款项,会超过王宝森 贪污的43亿,会超过陈希同的180亿吗? 现在湖北境内江陵县的农民和普通居民家里住着许多 难民,有的家中三两个,有的四五个,他们一无所有, 有的是刚从田里干活回家,在路上就被人匆匆送上了汽 车,没有带一点自己的财产和物品,从他们茫然的眼睛 里,我看到了许多类似的中国人,事情没发生在自己身 上,就是太平盛世,发生在自己身上了,就听天由命了。 是天灾?还是人祸? 是中上游的森林遭到严重破坏、是水利款项被挪用, 堤岸年久失修、是抗洪机械落后,是谁的错,政府难道 不承担责任吗?不感到亡魂在你们周围游荡吗?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我不会离开抗洪区的,洪水离荆江大堤还有三四十厘 米的距离,我也不会沉默的,我会努力学习几个星期前 大堤决口时被洪水卷走的那个少将,他紧紧抱着水中的 大树,向前来救他的人大声呼喊"下面还有人,先救其 他人" 这才是中华魂,高高在上的公仆们,我始终认为,就 是你们,将我和我的亲人还有两亿中华儿女陷入汪洋中, 你们什么时候学会说真话,难道你们以为屈尊到江边走 一趟洪水就会退吗?我只是想说电视里面通报的灾情不足 三成,长江现在十万火急,现在中游已经分洪,再有任 何洪峰,我们就只能乞求奇迹了。 -------------------------------------------------------------------------- 3. 推荐文章(二篇) 3.1 拥护可以反对的政权 反对只准拥护的政权 胡平   记得在“文化革命”中,读到过一份红卫兵小报,上面刊登着“红卫兵小将 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彭真”的报导,其中有一段对话引起了我很大注意,这 段对话是:   红卫兵:彭真,你为什么不听毛主席的话?   彭 真:我听毛主席的话。   红卫兵:毛主席说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你承认不承认?   彭 真:(语塞)。   这段对话是否事实,我不知道。问题是这段话所揭示出的意义值得我们深思。 在今天看来,古代社会流行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原则实在是太荒唐了。 但是,从“反右”到“文革”有多少被打成“右派”、“反革命”或“走资派” 的人,遭受着无比的屈辱,甚至被逼得无法求生,令人费解的是,他们很少有人 敢于大声地抗议和愤怒地控诉,他们只能很委屈地、可怜巴巴地一再申明:“我 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是拥护毛主席的”。这比起古人的所谓“愚忠”来又 有什么两样呢?   当把“拥护”某个个人、某个家族或某个政党视为不容动摇的大前提时,就 已经是放弃了一个公民的独立立场。这也是从根本上颠倒了当政者与人民的关系 。古代就有人指出,君为民设,非民为君设。现代人则把当政者称为“公仆”、 “勤务员”。要做到一点,首先就要承认人民有反对当政者的权利。   自四九年以来,中国大陆流行得最严重、最可怕的罪名是“反党”。在一般 情况下,人们为了摆脱残酷的迫害,他们总是竭力剖白说自己并不是反党。可惜, 这种剖白常常是无效的。因为,判定你是否反党的不是你自己,也不是中立的或 独立的法庭,而是党自身,确切地说,是党的最高统治者。   从法律的角度,中国宪法中写进“四个坚持”的字句是违反宪政精神的,因 为它给予了某一种特定的集团和特定的学说以极其特殊的绝对权威的地位。岂止 如此,要补充的是,中国的宪法并没有规定谁个机构是对“四个坚持”的权威解 释者,以及对于这个最高裁判本身我们当如何裁判的问题。其结果便是,谁掌握 了最高权力,谁就可以把一切他不喜欢的东西扣上“反对四个坚持”的罪名。这 就离宪政精神更远了。撇开这些不提,我们要问,当其把“反党”作为头号罪名 时,那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换句话,“党”为什么是“反”不得的呢?   共产党对此的回答通常是党如何之伟大、光荣、正确,然而这自我吹嘘即使 是真的,也是不得要领的。你伟大、光荣、正确,只能表明人们反对错了,并不 等于人们不可以反对你。好比夫妻之间即使情深意笃,谁也不愿意分离,也不意 味他们没有离婚的权利。这就是说,反党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合法的。而非罪 名。而把“反党”视为犯罪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共产党,这严重地违反了共和 国和宪法的基本精神。   一个政权只有在符合人民的愿望时,才有存在的理由。这就要求人民可以毫 无顾忌地表示对这个政权的真实态度,换言之,这个政权决不能禁止人们发表反 对自己的意见。一个有权禁止一切反对意见的政权当然可以担保自己永远被“人 民”拥护,因为它可以把所有反对自己的人都排除在“人民”之外。那样天下就 没有一个不受“人民”拥护的政权了!   我愿意拥护一个可以反对的政权,我坚决反对那种只准拥护的政权。这是因 为,“只准拥护”所要求的并不是真正的拥护,它要求的不过是无条件的顺从而 已。这是对理性尊严的极大侮辱,是对公民权利的公然否认。因此,对于那种“ 只准拥护”的政权,一个公民的最起码的责任就是坚决反对之。换句话,人民必 须拥有反对一个政权的权利,即使他们赞同那政权眼下推行的几乎每一个政策。 -------------------------------------------------------------------------- 3.2 共产党违法案(连载二) 郭罗基 (上接“法律诉讼”第1部分“起诉”) 2.上诉 我提前两天,于三月十日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递送了《上诉书》,同时也寄给了 江泽民和邓小平。 上诉是不能不受理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通知我交了八十元诉讼费。 《上诉书》比《起诉书》传得更快、更广。我直接散发的就有一百多份。我的学生 朱利全从别的地方复印了三十份,刚进校门,就被一抢而空。一位朋友告诉我,他 在一家饭店遇到一桌年轻人在朗读我的《上诉书》,大概已有醉意,还不时大声叫 好。 我给江泽民的信中说:“不知哪些义务宣传员把我的两份《起诉书》送到BBC、V OA和一些外国报纸。为了照顾新闻的连续性,这一次是我自己把《上诉书》的副 本寄给了外国通讯社驻北京记者,同时也寄给了新华社。”我是寄给路透社的史进 德的,请他复印以後分送。结果,路透社发了独家消息,其他记者打电话来要《上 诉书》全文。我问史进德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们是我的竞争对手,我不能给他 们。”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比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更随和,祗是打了一个电话,请我在四 月十日到行政审判庭去“谈谈心”。也是一位审判长、两位审判员、一位书记员, 我坐定了还给我端茶。 审判长:“这个案子我们是很重视的。我们是第一次接到这样的案子,在全国来说 也是第一次。”他要我谈谈为甚么起诉、为甚么上诉。 我谈完後,一位审判员手里拿着我的《上诉书》,抖了一抖,自言自语地说:“确 实是一篇好文章!” 审判长:“你要不要请律师辩护?” “不需要,我自己为自己辩护。” 审判员:“恐怕南京的律师还不敢为他辩护。” 另一位审判员:“律师辩护也不一定比他本人说得清楚。” 我说:“我能不能提一条意见?” “可以呀!” “我的《起诉书》是两份。对国家教委的起诉是行政诉讼案件,理应由你们行政审 判庭来审理。但对南京大学党委的起诉本来就不是行政诉讼案件,不适用行政诉讼 法,由你们行政审判庭来审理是不合适的。” “你看由谁来审理?” “我提出的是一起共产党违法案。现在没有审理共产党违法的法律,这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网的大漏洞。我认为,可以暂时使用民事诉讼法。共产党的党委作为团体 完全具备被告的资格。因此,这一案件应由民事审判庭来审理。”我是在想,如果 从我的案件开始,可以按民事诉讼法审理共产党违法,以後人们和共产党打官司就 不必担心冒政治风险。 审判员:“作为民事诉讼也不合适……”他没有说明为什么“不合适”。 审判长:“现有的人民法院的组织机构没有相应的法庭。” 共产党不是拥有特权吗?那么特殊问题特殊处理。我说:“我来提一条建议,经申 报批准,可以成立特别法庭。” 审判长:“你出了一个主意。可是解放以後祗成立了两次特别法庭,一次是审判‘ 四人帮’,一次是……” 我知道他要说审判刘青山、张子善,不等他说完就接着说:“既然有了两次就可以 有第三次。” “你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去提。” 确实是谈心,气氛很融洽,有些话书记员都没法记。但最後他们说,这都是个人的 意见,不算数的,要听审判委员会的。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裁决权 不是属于当堂的法官,而是幕後的审判委员会。其实,审判委员会也没有权,权在 共产党的政法委员会。法官听审判委员会的,审判委员会听政法委员会的。从前的 程序叫“先批後审”。重大案件的判决先由政法委员会批准後,再交法院审理。现 在有了一点进步,叫做“先审後批”。法院可以先行审理,最终还是要由政法委员 会来批准。这一套程序,完全是违宪作业。 一位审判员问:“假如审判委员会驳回你的上诉,怎么办?” “我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郭教授,你对司法程序很熟悉嘛!” “逼得我非学不可呀。” 在这之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也把校长和党委负责人请去谈话,详情不得而知。 但他们回来以後很不满意,扬言:法院成问题,还说郭罗基很讲道理、水平很高。 法院是甚么立场?究竟是站在郭罗基一边,还是站在党一边?这就是共产党干部的 偏见了。在他们看来,法院应是共产党的工具。 两级法院对我很客气,特别是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们明显地同情于我。南京 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们都在期待:是不是会有戏剧性的结果? 法律规定,对上诉的审理不得超过两个月。五月八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 判庭又打电话来请我去谈谈。这一次气氛与上次大不相同。 审判长:“审判委员会决定驳回你的上诉……”他请一位审判员解释《裁定书》。 审判员没精打采地解释了一下,将《裁定书》交给我。我仔细地看了一遍。内容与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差不多。看来是由两级法院後面的人定调的。因 此,我也不必同我面前的法官辩论了。我祗是说:“《裁定书》没有针对我的上诉 理由回答问题。我还要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最後,审判长提了一些希望。他说:“解决问题的途径很多,法律的途径走不通, 还可以走别的途径。”态度很诚恳。他当然知道为甚么法律的途径走不通,在司法 不独立的条件下当法官,别有一番苦衷。我也知道法律的途径走不通,知其不可而 为之,自有一番深意。 上诉虽被驳回,但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BBC和VOA又一次播出关于我上 诉的新闻。《中国之春》分别发表了《起诉书》和《上诉书》,还有胡平的一篇文 章。他以深情的笔调写道: “去国五年,我时常想到郭先生。我十分忧虑他险恶的处境,也十分挂念他多病的 身体。看到海外一般关心大陆问题的人们,不论是华人还是洋人,有许多对郭先生 知之甚少,乃至一无所知,我焦虑,甚至愤慨。愤慨于中共的‘封杀’,愤慨于媒 体的善忘,也愤慨于世人的不求甚解。我直欲大声疾呼,又恐对郭先生造成不利。 当我读到郭先生的《起诉书》时,感到再也不能沉默。”胡平以警句式的语言结束 了这篇文章:“真正的勇士未必总是在形势顺利时冲得最远的人,但必是在恶浪袭 来时屹立不退的人。” 民主中国阵线、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共同发表声明给 予有力的支持: “我们十分佩服郭罗基在《起诉书》和《上诉书》中对公民权利和法制精神的阐述 。我们认为,郭罗基提出起诉和上诉的行为,已经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大陆的社会进 步。我们也知道在今日中国的大陆,郭罗基发表那些看法是冒了很大风险的。 “我们也呼吁全世界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们都来关心郭罗基的命运,以促进中国大陆 人权状况的改善。” 五月,中国人权(纽约)执行主任萧强来电话,通知我中国人权已增选我为理事。 他意味深长地说:“郭先生,你根据你的处境来考虑,接受或不接受都可以,我们 能理解。” 我说:“早就考虑过了,完全接受,我愿意在国内同你们合作,推进中国的人权事 业。” 外国通讯社和广播电台驻北京的记者纷纷来电话核实,问中国人权选我为理事是否 确有其事?问我本人是否同意担任中国人权的理事?我一一作了肯定的答复。然後 他们以“中国人权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位理事”作了报道。 萧强担心我的“处境”,熟悉中国国情的人都会有这种想法。从北京到南京,我已 经习惯于一种特殊的生活。多少人像害怕传染病似的躲着我;一些正直善良的人们 则千方百计地保护我。公安部门和国家安全部门的内部信息有时也会通过几道接力 传到我的耳朵里。 我已经感觉到有无形的锁链束缚着我。我家里的电话“有鬼”,不用它也会出声, 用它则有回声。我出门常有人跟着。我托一位女士带封信到美国,约好一个地点交 给她。她发现“有人盯着我们”,吓得她不敢带了。有一次,我和“六四”以後被 “收容审查”的段小光在一起,发觉後面有异样的目光。段小光回头一看:“这家 伙,就是到深圳抓我的人。” 中国政府往往用“海外敌对势力”来指称海外的人权运动、民主运动及其组织。我 当上了中国人权的理事他们究竟如何处置?我不动声色地观察中国政府的态度。後 来得知,外国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提问:“中国政府对郭罗基担任中国人权的理事 是甚么态度?”外交部发言人说:“无可奉告。”很好,我要开始活动了,上北京 去!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九日是我六十岁的生日。北京的朋友们早就邀我去北京,为我祝 寿;也是纪念被逐出京城十周年,“前度刘郎又重来”。我要去北京,为的是两件 事。一件,我的诉讼还有两步棋:下一步是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肯定不会有甚么 结果,最後一步我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这两步棋主要是在政治上、理论上借 题发挥,扩大战果。我要和北京的朋友们好好商量。另一件,就是研究一下中国人 权怎样在大陆开展活动,还要提名增加几位大陆的理事。 我打电话请人买火车票、飞机票,一个星期毫无头绪。有人本来很有把握,到时候 还是吹了。这就怪了。传来一个信息,说是上面有话:胡绩伟、张显扬在北京闹得 很厉害,不要让郭罗基去北京。原来如此! 邓小平在南方的讲话提到“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北京坚持改革 开放的理论家们编了一本反“左”的论文集《历史的潮流》,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出版。发行不久,“左”派势力紧张策划,称之为“政治坏书”,由中国人民大 学党委出面,下令封存、停止发行。此事在北京引起轩然大波。胡绩伟、张显扬不 过是论文的作者之二,因为他们名气大,罪责都算在他们的账上。 北京,我是非去不可。已经到了五月十七日,还是买不到票。我打电话到东华饭店 ,约定时间去找X,吸取了教训,电话里甚么事也不说。谁知这个东华饭店实际上 是江苏省公安厅的招待所,自投罗网了。我一到,X把我拉到一个角落里,小声地 说:“郭老师,甚么事?你还没来,公安厅八处的监听车就来了。”他还指给我看 楼下停着的一辆带天线的米黄色小轿车。我说明来意,他为我四处联络。最後高兴 地说:“民航有三张明天的退票,快去,四点半以前赶到。”当时已是四点。我的 学生朱利全陪我坐出租车到民航大楼时,那辆米黄色小轿车已先到了。X转托的是 Y,找到了Y,他认为没有问题。Y去了售票窗口回来,有问题了,说是“上面来 了一个电话,有首长要去北京开会,需要五张票,三张还不够呢。”不一回,有人 持江苏省公安厅的介绍信,把三张机票取走了。我让朱利全赶紧打电话找人买明天 的火车票,他说有希望。 我从楼上往下一看,那辆米黄色的小轿车开走了,大概又去部署下一步了。我对朱 利全说:“不买火车票了,就在这里解决问题。你再去找Y,请他一定想办法帮忙 。”朱利全买了一条好烟,孝敬Y。Y到售票窗口嘀咕了半天,想出办法来了。他给 我弄来一张票,笑嘻嘻地说:“这是一张‘空头支票’。你明天早点去机场,先把 登机卡拿到手。谁最後一个去就算倒楣,等下一个航班吧。”我皱了一下眉头,没 有办法,祗好接了这张坑害别人的机票。一条烟起了作用。我问朱利全,多少钱? “八十元。你看,腐败也有好处,否则办不成事。” 第二天,起飞的时间是下午一点,我又怕发生甚么“交通事故”,上午九点就出发 了。我总算没有使朋友们扫兴,赶在六十岁生日的前一天到达了北京。 3.申诉 我在北京会见了不少老朋友,又结识了一批新朋友。多次找法学家朋友请教、座谈 ,大有得益。我想起了高尔泰的感慨,他说在四川呆久了就会有“盆地意识”,他 每年要到北京去“充电”一次。北京是出思想的地方。 我在北京又参与了另一起诉讼活动。 《历史的潮流》编委会是一批年轻人,负责人为北京大学法律系的袁红冰。中国的 官方人士说:“自由化分子已经是老中青三结合了。”一点不错。我离开北京以後 十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自由化分子”,更有活力,更难对付。《历史的潮流》编 委会对于後来出现的结果早已估计到,事先采取了措施。出书前,弄到一张薄一波 的题词:“改革开放,强国富民。”出版社这一关就容易通过了。出事以後,薄一 波说话了:“稿子我没有看,秘书说写得不错……”书印好後,先将外地的发走。 准备在北京出售的,也提出来藏在一个地下室,给出版社留了四百八十本,让它去 查封。《历史的潮流》在北京一亮相,果然遭查封。其实损失不大;相反,官方禁 书的影响比任何广告所起的作用都大,人们倒想看个究竟。《历史的潮流》不能进 新华书店,就流动出售。拿出两千本到中共中央党校,一个中午就卖光。第二天到 王府井,第三天到前门,……到处打游击。後来还出现“黑市”,本来定价4.45元 ,有人卖10元、20元,最高达30元。书贩子见有利可图,纷纷盗版翻印。结果这本 书发行了好几十万册,至少比正常的发行多十倍,还要对“左”派表示感谢。 《历史的潮流》编委会又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以座谈邓小平的讲话为名,进一步反 击“左”派的挑衅。北京有过这种怪现象:“自由化分子”集会,或是临时会场另 有别用,或是停电,致使会议开不成;要不,会议开了,来了一些不相干的人捣乱 ,叫你开不好。这次座谈会,公开通知的地点是中共中央党校,真正的地点祗有几 个人知道。当天早上,会议的组织者把应该到会的人接到了奥林匹克饭店,而另一 些人就跑到中共中央党校去了。会议的参加者九十多人,座谈了五个小时,发言很 热烈,香港和国外广泛地作了报道。 无论从哪方面说,《历史的潮流》都取得很大的成功。反对者担了恶名,中国人民 大学党委还违了法,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经多次商量,决意进行法律诉讼。由《历史的潮流》编委会负责人袁红冰,向北京 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和新闻出版署。袁红冰任北大法律系诉讼法 教研室副主任,打官司是看家本领。虽然都是告共产党党委,和我的起诉角度有所 不同:“人民大学党委虽不是行政机关,但《历史的潮流》被封存的直接原因是人 民大学党委违法下达的行政性命令,所以它实际上起到了相当于行政机关的作用。 为了使合法权利得到救济,故将人民大学党委列为被告之一。”袁红冰曾向新闻出 版署请求保护公民的合法著作权,没有结果。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申请行 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 ,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所以,新闻出版署并列为被告。七日期满,北京市中级人民 法院通知袁红冰“补充起诉的法律根据”,显然是拖延时间。补充多少“法律根据 ”都没有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还是下了“不予受理”的《裁定书》。理由和南 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我所说的十分相似: 一,人民大学党委不是行政机关,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 二,人民大学党委对人民大学出版社进行监督管理是学校内部行政行为; 三,《历史的潮流》的封存不属于新闻出版署管辖。 袁红冰立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甚么理由都不说了, 祗有一句话:“对袁红冰的起诉不予受理是正确的”,驳回上诉,作出终审裁定。 北京的中级和高级人民法院比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差劲多了 。 我在北京期间,正值“六四”三周年前後。别看大家都在捞钱,北京人没有忘记“ 六四”。有一次,我坐出租汽车经木樨地,司机指给我看大楼墙上的弹痕,“就是 这座楼,一个六岁的女孩,在阳台上被打死後掉下来……。这也是‘反革命暴徒’ ?”但是人民还在克制。北京大学的学生宣告: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提出进一步改革 开放,我们表示支持,所以今年“六四”暂时不采取行动。尽管如此,紧张空气并 未稍减。从“五四”前开始,一个多月,北京大学处于“非常时期”。外有警车嘶 鸣,内有便衣巡逻。严格把守大门,外人不得入内。我是北京大学的校友,也遭拒 之门外。 “六四”前夕,北京的高等学校普遍传达了一个“敌情通报”,其中居然有这样一 条:“郭罗基到北京……”。一个文弱书生到了北京,如临大敌,实在是神经太紧 张了。我本来要去参加奥林匹克饭店的座谈会,当天早上有人打电话叫我不要去, 说是“甚么原因以後再告诉你”。第二天,他来,说是得到可靠消息,我已被列入 “秘密逮捕”的名单。我说:“不可能吧,‘秘密逮捕’不是早就被毛泽东否定了 吗?”斯大林时代有“秘密逮捕法”,多少人突然“失踪”,连元老伏罗希洛夫都 担心,早上出门不知晚上能否回家?五十年代,罗瑞卿当公安部长时也想“学习苏 联”。毛泽东对斯大林的“秘密肃反”是不赞成的,他的拿手好戏是搞“群众运动 ”,指到哪里打到哪里。他有本事公开把人打倒,“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所以就不必来秘密的了。 来客说:“现在谁有毛泽东的本事?说不定就把老式武器搬出来了。” 我问:“怎么个‘秘密逮捕’?” 据说,第一,要寻找机会,干得不露痕迹。或是“失踪”,或是制造“车祸”、“ 食物中毒”等等,连家人都不会怀疑是政治原因,而是偶然事故或自然死亡。第二 ,等待形势的发展。如果邓小平一死,政局难以控制,那么有影响的“自由化分子 ”就要马上除掉。要干,是一个特别行动小组负责,地方上的安全机关都信不过。 我说:“为甚么不能参加会议?”他说:“主要是怕把盯着你的人引到开会的地方 ,对会议不利。”我问消息的来源,他说是在国家安全部担任司长的一位朋友告诉 他的。“他们这些人担心将来会落入苏联克格勃的命运,想留一条後路。所以故意 向我放风,为的是必要时可以让我为他作证明。”我还是将信将疑:“既然要寻找 机会,不给他机会就是了。”後来得知,“六四”前後有三十多人被捕,可见“专 政”机器还在加速运转。从前抓了人就登报,以为能起威慑作用,结果招致国外抗 议,国内的人民也受到鼓舞,知道“六四”火种不灭。现在抓人悄悄地进行了。这 倒是一种转变。 如何在中国大陆开展人权运动,我和朋友们也进行了商量。我们这一批人有几十年 患难与共的经历,相知颇深。有一次相聚,某人这样形容我们之间的关系:“假如 一个警察进来,说:‘你们中间必须有一个人站出来砍脑袋,其他人走开。’我相 信都会站出来,没有人走开。”我提名王若水、于浩成为中国人权理事,于浩成不 久前才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爽朗地说:“义不容辞!”不久,纽约的中国人权总部 通过。这样,中国人权在大陆就有了三名理事。我们几个人年龄大一些,活动能力 较差。我们背後还有一大批年轻人,他们是实干家。 我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目的已经达到,头脑完成“充电”,又回到南京,赶写给 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书》。 《申诉书》不再纠缠已经提出的问题,而是从我的案子出发,向深广两方面发展。 在北京时就拟定了三个题目: 一,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服务必须严肃执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哪一家法院可以受理侵犯人权的案件? 三,思想不可能构成违法犯罪,党和政府却常常用违法犯罪行为来对待思想。 第一个题目是反“左”,法院也必须反“左”,否则不可能严肃执法。 第二个题目是进一步用我的经历说明至少有九种关于基本人权受到侵犯或竟遭剥夺 ,而我的起诉仅仅涉及劳动权和出境权,还有七种关于基本人权的受害状况尚未诉 诸法律。请问最高人民法院,到哪里去告诉? 第三个题目是从我所受的政治迫害出发,推而广之,控诉惩罚言论犯、思想犯、政 治犯的一系列专横行为。从反胡风、反右派一直说到反“自由化”,特别要说一说 我们这些“自由化分子”的共同遭遇。但一九八七年那一场反“自由化”,我不在 北京,虽然听了不少,下笔时就觉得材料不太确切,祗好简单交待一下,非常遗憾 。 我的《起诉书》、《上诉书》在国外发表後,引起不少研究中国法律问题的专家们 的注意,《纽约时报》和《人与人权》刊出了评论文章。纽约大学的法学教授季遵 迪(Timothy Gelatt)⑴,还为我写了一份详尽的意见书。我惊叹西方学者对中国法律 研究之精细,一一采纳,补充了申诉的法律根据。 写作《申诉书》时,正值南京盛夏。南京是中国著名的“火炉”,白天气温高达摄 氏三十八度。家中无空调,电脑不能起动。我经常在半夜工作,还要用许多冰块在 电脑周围制造凉爽的小气候。白天闷热,又有种种干扰,无法睡觉,苦不堪言。我 付出了极大的毅力和精力,才把《申诉书》写完。但并没有立即送出去,因为又出 现了新情况。 六月,我收到纽约科学院选举我为院士的通知和院士证书,还邀请我参加将于九月 份进行的纪念该院成立175周年的庆祝活动。我又一次写了办理出国手续的申请, 连同有关材料,于七月二日送交南京大学校长。正巧,当天又收到美国著名的中国 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教授来信,邀请我九月以後到哥伦比亚大学 东亚研究所当访问学者。第二天再给校长送去黎安友教授的邀请信。这样,我在参 加了纽约科学院的庆祝活动後,就可以在美国逗留较长的时间。 这一次对我出国的审批,南京大学党委书记韩星臣说:“我们不管了。”而且校长 、副校长们也立即同意,将报告转到北京国家教委。校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我 :“这下办事效率可高啦,先发电传,再寄原件。”法院对我的起诉虽然“不予受 理”,共产党党委的出国审批权似乎动摇了。共产党的脾气就是这样:别人批评, 死不认错;这一次气壮如牛,下一次偷偷改正。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有一个“ 整改阶段”,把“右派分子”打下去以後,再按“右派分子”所提的某些意见进行 “整改”。大跃进失败了,先把以彭德怀为首的批评者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进行整肃,然後就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我一次又一次地催促。南京大学的负责人显得很轻松:“我们早就同意了,问题在 国家教委。”八月中,国家教委在南京大学召开一次工作会议。我的一位朋友去找 了他们的张处长。张处长和我并不相识,对我的事情很热心。她给北京打了几个长 途电话,总算弄清楚了。南京大学的报告送到国际交流司,说是“同意南大的意见 ”,又送到直属司(管重点大学的事);直属司同意国际交流司的意见,又送到“ 委领导”。在“委领导”那里已有一个多月,不知是否又送到别的甚么领导那里去 了。我的朋友问张处长:“怎么那样麻烦?”答曰:“因为是郭罗基嘛,一路都说 同意,就是没有人最後作主。” 又过了一个月,九月十二日,我得到通知,可以办出国手续,但先要办离休手续。 不知是谁最後作的主。先离休,後出国,其中有何奥妙?经多方打听得知,受到国 外的邀请,又有经济支持,经官方批准,叫做“自费公派”。我本应属于“自费公 派”。离休以後,叫做“因私出国”。当时,我还是没有弄清两者区别的意义,到 美国以後才恍然大悟。如果是“自费公派”,将来没有理由拒绝我回国;而“因私 出国”,就可拒我于国门之外。原来早有伏笔。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虽然已被共产党革出教门, “老干部”的身分是取消不了的。和退休不同,“老干部”离休以後仍领取百分之 百的工资。但我的工资被剥夺得所剩无几,为了表示抗议,早就拒绝领取。我声明 :“离休,按制度办事,我可以接受。但离休以前遗留的问题仍需要解决。不要以 为法院‘不予受理’就完了,官司还要打下去。”当时正在放电视连续剧《杨乃武 与小白菜》,我调侃了一句:“杨乃武的姐姐告了一百多次,我才告了几次?” 我说:“那个百分之百的工资,我还是不去领。甚么时候为我平反冤案,我才去领 。” 同我谈话的人说:“郭老师,有问题以後再说,工资还是去领,否则财务处不好办 ……” “我就是要你们不好办。其实,职称和工资我都不在乎,我是为了给你们留下一个 深刻的印象:整人是难以收场的。” 多少年来,我像大熊猫和珍贵文物一样,是被禁止出口的。现在居然被批准出国, 消息传得很快。办理出国手续,又开始了另一个曲折而有趣的故事。 在人事处、老干部处、保卫处、校长办公室之间转了好几天,九月十六日办完了南 京大学的手续,花10元拿了一张介绍信,到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领取护照。 交验材料时,要求将英文的文件译成中文,公安人员给我指定一个公司的出国服务 部,交费40元。我说:“这是很简单的事,我自己翻译一下。” “你自己翻译得准确不准确?翻译得准确,盖章公证,也是40元。” 反正是要你出钱。自己翻译,说你不准确,又要惹麻烦。我交了40元,还得两天後 来取。十八日取到翻译稿。一看,总共一张纸,祗有五六行。英文的文件有五个, 祗译了IAP—66表,而且也祗译了几项。字迹潦草,标点不全,文句不通,大概花 了十分钟。重要的是盖了一个章。一个公司的出国服务部的图章为甚么能起公证作 用、具有法律效力?就因为它是公安局指定的!中国的法律并没有规定外文文件必 须译成中文才能生效,而外国的大使馆、领事馆签证时也并没有要求中文文件必须 翻译成外文。时下中国人认为出国就是“发洋财”,想尽办法勒索,叫做“雁过拔 毛”。 我到出入境管理处交上五个英文文件和一纸译稿。公安人员给我一张表,上写“材 料齐全”,又叫我到那个出国服务部去交钱。 问:“你是不是要加快?不加快25元,加快150元。” “不加快是怎么回事?加快又是怎么回事?” “不加快一个月,加快是一个星期到十天。” 我当然要加快,交了150元。中国政府声称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服务本应讲究 效率,现在却要人民出钱来买他们的效率。实际上他们能快也不快,而办理出国手 续的人的心理总是尽量要快,这又是逼得人多交钱的一个花招。加快和不加快,做 法上有甚么区别?出入境管理处收到申请後,要进行“政审”(政治审查)。如果 不加快,将“政审表”寄到申请者所在单位的保卫部门,保卫部门填写後再寄回。 所谓加快,不过是将“政审表”派人送去又取回,省了邮寄的时间。出入境管理处 是政府部门,出国服务部是民间机构,他们到底是甚么关系?公民向政府申请护照 ,为甚么要向一个民间机构交钱?150元的定价又是根据甚么成本核算? 我拿了出国服务部的收据,又到出入境管理处,这才给我三张正式申请护照的表, 还要交105元。 公安人员对我说:“你拿回去填,明天再来。” “为甚么?” “我们五点下班,你来得及填吗?” 我一看时间是四点半。我是三点到达的,在出入境管理处和出国服务部之间来回折 腾,花了一个半小时。这些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总是给人民找麻烦,我明天再来路 上又得花两个小时。一般的机关是六点下班,他们提前了一个小时,而且四点半就 准备收摊了。 我说:“我可以在你们下班前填好。”那三大张表确实很复杂。我来的时候就看见 几位女士坐在那里填,大概生怕填错,一边填一边想,我走的时候还没有填好。我 精神高度集中,用二十分钟就填好了。 那些准备下班的懒洋洋的公安人员,见我居然填好了,反倒打起精神来了。左看右 看,挑出毛病来了:“这一栏你没有写清楚。” 那一栏是“出国联系经过”。我说:“我已经写了,是‘对方邀请’。” “你要写上甚么时候开始的?怎么联系的?通过甚么渠道、甚么人?履行过甚么手 续?” “没有,甚么都没有。我没有去联系,是对方主动邀请。” “你没有联系人家就邀请了?” “是的。” “哪有这么回事!人家为甚么要邀请你?”这些人是一派殖民地心理,好像非要乞 求洋人才能得到邀请。 “因为他们选我当纽约科学院院士,当然要邀请我去访问。” “那么他们为甚么选你当院士?”提了一个愚蠢的问题。 我笑了起来,随即脸色一沉:“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他们,我怎么能回答!” 他大概也觉察问题提得不对头,自己找个台阶下:“那是因为你有学术地位,就把 这一点写上。” 已经过五点,他们急于下班了,最後对我说:“没事了,在家等着吧。” 在中国办事是不能在家里坐等的,需要顺藤摸瓜,一个一个环节往下摸。下一个环 节是到南京大学保卫处问,甚么时候收到“政审表”,希望尽快完成“政审”。虽 说是“加快”,过了三天才送到“政审表”,比邮寄还慢。在保卫处遇到好人了。 他们催促各级领导签署意见,然後,不等出国服务部来取,就直接派人送到公安局 。保卫处长对我说:“我们一分钟也没有耽误。” 十天过去了,护照毫无消息。我打电话问出国服务部,回答道:“出入境管理处说 的,你有问题,快不了。” 我亲自去出入境管理处问,究竟有甚么问题?公安人员反问我:“谁说的?我们没 有说,谁说的你去问谁。”他倒变被动为主动了。 “……你的护照嘛,正在进行中。一个月给你答复是正常的。” 我说:“我在出国服务部交了加快的费用,怎么快不了?” “出国服务部怎么能决定我们快不快?” 我说:“那是你们叫我到那里去交钱的。” “你找他们退钱。” 我和公安人员对话的时候,旁边一位女士,也是办理申请护照手续的,和我素不相 识,一个劲地拉我的衣服,暗示我不要同他们顶。这是善良的中国人。中国人和政 府打交道好像低声下气、打躬作揖才是,像我这样似乎不合常规。 听公安人员的口气,确实“有问题”。一个月之後祗是给个“答复”,怎样答复? 不得而知。我的《申诉书》写好後按兵不动,现在要当作炮弹发出去了。我通过江 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最高人民法院,同时也寄给江泽民、邓小平。十月一日,还 有一封给江泽民的信: “按惯例送上我的《申诉书》一份。 “《申诉书》在七月初就已经用电脑写好。当时我收到纽约科学院选举我为院士的 通知,并邀请我访问院本部;接着又收到哥伦比亚大学讲学的邀请。我又一次申请 出国,承蒙南京大学和国家教委转辗批准。如果很快出国,《申诉书》就没有必要 发出去了。近日,我在南京市公安局领取护照受阻,于是我想《申诉书》还是要发 出去。所以前两天才送交法院。” 这封信,我通过国际长途电话念给纽约的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萧强,请他记录下来, 在美国和香港发表。果然有效。消息传出,是这么回事。在我之前,国画大师刘海 粟领到护照後,出国不归,声言:“‘六四’不平反不回国。”李鹏派袁木到南京 来查问。这是毫无道理的。南京市公安局过于谨慎了,认为郭罗基也是“敏感人物 ”,于是层层向上请示。外面造出舆论,上级又发话了:“你们为甚么不早给他护 照?”下级不好当。刘海粟的护照,给了,吃批评;郭罗基的护照,不给,又吃批 评。十月十五日,公安局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很客气:“你的护照可以取了。但是 现在护照要换一种式样,做起来很麻烦,请你等几天。”十月十七日,我带着《中 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去公安局,说:“今天是法定时间的最後一天…… ”他们说:“好了,好了!”随即把我的护照拿了出来。我又说了一句:“你们真 能充分利用时间。”公安局的人也并非都是恶狠狠的,一位女干部名余海霞,和颜 悦色地说:“对不起,我们耽误了时间。祝你签证顺利,出国一路平安!” 到了法定时间的最後一天才拿到护照,算甚么“加快”?按理说应退我加快的费用 。出国服务部却说:“有意见可以提,钱不能退。”提意见有甚么用?没有用的意 见何必再提?在走廊里、电梯里遇到从出国服务部办事出来的人,无不愤愤然:“ 这个出国服务部恶劣透了,死要钱!”“挂着‘服务’的招牌,究竟为谁服务?” 问题是它还可以继续恶劣下去。拿到护照的人,又忙于签证等等,无暇计较;没有 拿到护照的人,下次还要上门,不敢得罪。 4.上书人大常委会 十月十七日才拿到护照,纽约科学院邀请我在九月份参加成立175周年的庆祝活动 早就过去了。中国人权将在十二月初召开理事会。我预订了十一月二十七日飞纽约 的机票。我之所以还要在南京待一个多月,主要是为了完成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公民上书》。 我给江泽民的信中说:“如果很快出国,《申诉书》就没有必要发出去了。”这话 不是真的,因为领取护照受阻才这么说。《申诉书》是早晚要发出去的,而且当时 我又在下最後一步棋,开始写作《公民上书》了。《公民上书》比《申诉书》又进 了一步。不是说我们这些人是“持不同政见者”吗?那么,我就认真当一回“持不 同政见者”,说说到底有些甚么“不同政见”。出国之前事情很多,我咬着牙日夜 兼程,一定要把它写完。有人劝我,到了美国再写吧。不,同样的内容,写于南京 锁金村和写于纽约曼哈顿,意义大不一样。我就是要在天子脚下说给天子听;也是 保持为人的一致,不因为在国内慑于压力而不说,不因为到了国外无所顾忌而乱说 。 十月二十日,我到上海的美国领事馆签证。领事馆在淮海中路的一个僻静所在。供 签证出入的门外,有一条线和一个圆。沿着墙根的一条线,是等待进去签证的人们 排的队,绵延三十米;据说,有时长达百余米。门口的人群形成一个圆,是为准备 签证打听消息的。从门里出来的人,一看脸色就知道是签上了还是没有签上。没有 签上的人,带着失望和遗憾一出门就急冲冲地走了。有的人喜形于色,特别是年轻 的姑娘连蹦带跳地飞了出来,门口的人群一拥而上,团团围困,他或她就成了圆心 ,想走也走不了。人们问长问短,而且还互相探讨,甚么样的条件才能签上。看来 那些打听消息的人,已经来过不止一次了。他们对里面的美国签证官都取了外号: “大胡子”,“黄毛”。而且还研究了他们的个性:“‘大胡子’好说话,可别碰 上‘黄毛’”。对于签证官的生物钟也有研究,说是星期一二休息以後刚上班,情 绪不高;星期五六想着出去玩,就放松了。这一天是星期二,所以排队的人不算多 。 美国领事馆前面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服务行业:有人出租凳子,有人代填表格,有人 供应胶水(贴照片用),还有出售饮料等等。收入不错。租一张凳子一元,每天可 赚五十到一百元。用一次胶水两角,而买一瓶胶水才三角,至少可用一百次。人们 都这么说,要出国的人的钱最好赚。 排队等候签证的人们,因为命运相同,“相逢何必曾相识”,在一起就大侃艰辛的 “出国路”。我说起领取护照“加快”也不快,还花了三百元。一位姑娘说:“啊 呀,老先生,太便宜了,你这是官价,我为这张护照花了八千元,八千!” 一位小伙子不像她那样激动,沉着地说:“你也算便宜的。我的护照,时间,花了 一年多,钞票,花了一万多。” 我的见识太少,问:“怎么花的?”他们这才讲起如何过五关斩六将,无非是请客 、送礼、塞红包,用“糖衣炮弹”将把门的哼哈二将、拦路的四大金刚全打倒了。 另一位忧郁的姑娘说:“为了出国求学,伤心透了。几次都想不干了,又一想,已 经花了多少精力、财力,还是硬着头皮走下去吧。” 那位沉着的小伙子却爆出一个震撼人心的问题:“这样的祖国有甚么可爱?真是叫 人一去不回头!” 我说:“祖国还是可爱的。问题是谁代表祖国?可恶的人不能代表可爱的祖国!” 小伙子摇摇头,不以为然。他看到我所填的表格上的名字,忽然想起来:“喔,郭 老师,我在美国之音里听到你和共产党打官司…… 。你现在还说祖国可爱,真不简单。” 想不到在外国领事馆的墙根下进行了一场关于祖国的讨论。接着又目睹那些自以为 代表祖国的人作出叫人伤心的事。 进入领事馆,在见美国签证官之前,还有三道关,都是中国人把守。第一道关是武 装警察,检查手提包。录音带、录像带、照相机都不能带进去;户口本也不能带进 去,不知为甚么。第二道关是干部模样的人,检查所填的表格。然後通过安全门。 表格若有差错,退出门外重填。第三道关是大干部模样的人,先对你打量一番,再 用官腔问人:“你到美国干甚么?”“以前出过国没有?”“美国还有甚么人?” 这三道关的中国人,一个比一个凶,盛气凌人,呼幺喝六。坐在里面等待的时间很 长,人们不免交头接耳。那位大干部模样的人就厉声斥责:“不要讲话了!”“再 讲话就把你们轰出去!”其实他的声音比谁都大。如有洋人来签证,非但不要排队 ,这三道把关的中国人都笑脸相迎。申请签证的中国人看在眼里,暗暗地咒骂:“ 洋奴!”这些人名义上是领事馆的“雇员”,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门的干部。他们 的真正任务是管那些到这里来要求出国的中国人。如此对待自己的同胞,怎能叫人 相信这样的政府是代表祖国、代表人民的? 这一天负责签证的恰好是那个被中国人认为不好说话的“黄毛”,签上的祗有十分 之二。但待人很有礼貌,即使不签还说一声:“对不起!”表现了对人的尊重。中 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在这里形成鲜明对照。轮到我的时 候倒很顺利,一分钟就办好手续,他还对我说:Welcome to America! 我出门的时候也被人们围了上来,他们要我谈谈经验。我说:“多年来,我被剥夺 了出国的权利。由于我上法院去起诉,才争得这个权利。我告诉你们,有一个《中 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谁不许你出国,你就带着这个法律去找他。”我 讲完後,突然发现人群中有一个跟踪者。 为了准备出国,购物、制衣、签证等等,我多次到上海。每次到上海,都受到严密 的监视。我常常从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一眼就把那些跟踪者认了出来,有好几个已是 熟面孔。他们总是备有两样东西,或是对讲机或是摄像机。走在大街上,用嘴巴对 着一个小包讲话,又把小包贴着耳朵听话,你看奇怪不奇怪?显然是用对讲机在进 行联络。有的女青年,肩上背个小皮包,不断用手调整方向,那里面是摄像机在工 作。他们的动作太蠢笨,当然也是肆无忌惮的表现。我住在弟弟家。我和妻子一出 门,对面的弄堂(小巷)里就有人出来盯梢。看样子那里设了一个临时据点,全天 候监视。平白无故被人监视,感受到人格上的侮辱。我的弟妇说:“光起火来我要 去问问伊,盯牢人家做啥?”我说随他去吧,说不定还有好处,要是小流氓捅刀子 ,也许他会上来保护我。有一次,我们去找一个朋友,不愿给人带来麻烦,所以就 要想办法摔掉“尾巴”。後面跟的人一高一矮。走到一处,我忽然停住,对妻子说 :“那边墙上贴的是‘道家气功’,我们去看看。”那两个人祗好继续往前走。到 了公共汽车站,妻子说:“今天没有人跟嘛。”我用嘴一撅,说:“在前面。”一 看,那两个家伙正躲在角落里用嘴对着黑包讲话。汽车来了,我们跟着大家上车。 妻子刚上去,我一下子把她拉了下来,车门关上开走了。那个高个子已上车,他和 我隔着车窗互相瞪眼。摔掉一个,站上还有一个,用同样的办法他不会上当了。这 一回,那矮个子等我们上车以後才上来。我和妻子一个靠近前门、一个靠近後门, 他在中间两头张望。到了一个地方,我们两人突然下车,他在中间挤不出来。车开 动了,他和我又隔着车窗互相瞪眼。共产党教我做地下工作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出 生,我的资格比他们老。当年没有对讲机、摄像机之类的现代化工具,但摔掉几个 跟踪者是不在话下的。 在上海比在南京对我盯得紧,而且越来越紧,後来不是从对面的弄堂里跟出人来, 而是一下火车就有人在那里恭候了。我坐上出租汽车,跟踪者就钻进一辆早有准备 的紫红色桑塔纳轿车尾随。他们不知道还有保护我的人在反跟踪,记下了这辆车的 车牌53113。以後又见这个车牌的紫红色桑塔纳在我住地周围游动,就知道干甚么 来了。我对这种“上海景”进行了思索,意味着甚么?联想起在北京时听到的“秘 密逮捕”的传说,看来并非无稽之谈,可能是在寻找机会。我的几个神通广大的学 生,又从地方上的安全部门得到一些重要信息。南京市安全局已经把我的案子交给 “上面”。假如我“失踪”了,一定是在上海,因为在南京不敢下手,怕南京大学 的学生闹事,而上海是我出国必经之地。所以我在上海,出门都有亲友护送,有时 还进行交接班。当时听说高尔泰失踪了(到美国後才知道是出走香港),更加重了 我的担心。我知道,人家掌握了强大的国家机器,无论我怎样提高警惕,最终是斗 不过他们的。如果历史决定中国还要有人出来再一次当李公朴、闻一多,那就是我 ! 我是怀着悲愤的心情写作《公民上书》的。也许这就是我的绝笔,故尽我所有,铺 陈纸上。但精神紧张是写不好文章的。想起在北京大学的时候,与朱光潜先生交往 ,他赠我一警句:“持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文章。”此时此刻,体会尤深。现在 我就需要有一种超然出世、无所牵挂的态度,才能写好这篇入世的文章。友人送我 一盒“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录音带,一听顿觉思想放松。于是我到鸡鸣寺、栖霞寺 去买了许多佛教音乐和念经的磁带。一听佛经,好像站在云端里观察世事,心境十 分宁静。我是一面聆听佛经一面操作电脑完成《公民上书》的写作的。为了追求精 神上的解脱,我这个无神论者吸取了有神论文化的营养。 我起诉的时候就料定法院是不会受理的。正中下怀,我可以逐步升级,不断做文章 。本来我想从区级人民法院开始起诉,因行政诉讼法上规定对中央机关的起诉必须 是中级以上的法院,祗好减少一次。我的诉讼文书,在内容上,层层引申,在篇幅 上,每次翻一番。两份《起诉书》,每份四千字;《上诉书》一份就是八千字;《 申诉书》应是一万六,结果突破计划,写了二万五;《公民上书》当有五万字。法 院的起诉书、上诉书是有一定格式的,我全不理会,怎么痛快怎么写,故意横生枝 节,尽量借题发挥。有的官方法学家说我的状子不像状子,都是论文。这就说对了 。如果我写成论文,非但无处发表,说不定真成了“反革命煽动”;写成状子,则 可以合法流传。不少人还向我请教,状子怎么写,我成了义务法律顾问。我本来想 到九点“不同政见”,《公民上书》写了五点,已达五万字。事情很多,时间很紧 ,祗好就此打住。这一时期,我日子过得更苦。《公民上书》的最後虽写着“一九 九二年十月十一日于南京紫金山下锁金村”,实际上到我离开南京的前一天,即十 一月二十三日才改完、定稿。我委托别人打印以後,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寄送给万里 委员长和诸位副委员长,同时寄送给江泽民和邓小平。 起初,我想悄悄地行动,所以出国的日期、航班、路线都保密。香港的《南华早报 》对我进行采访,我故意施放烟幕,说是圣诞节前离开上海,经底特律到肯塔基看 望儿子,然後去纽约。後来发现,我的行踪别人了如指掌,无法保密。我的学生说 ,干脆都公开,大张旗鼓地进行。我采纳了这个建议,改变方针。香港《联合报》 来电话询问近况,我如实地说明处境和行程,最後强调一句:“如果我十一月二十 七日没有到达纽约,请你们作追踪报道。”我一方面诉诸海外舆论,一方面依靠群 众保护,同时又给当时领导政法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写了一封信,提出 我的安全问题。最後有一个附注:“此信复印件已托人带去美国和香港。如果我遇 有不测,则将公开发表。”到美国以後,我在发表于《世界日报》十二月六日的一 篇文章中声明:“现在我已经到达纽约,虽然不太顺利,人总算还是完整的。这封 信就不发表了。我是守信义的。”⑵ 十一月二十四日,我离开南京。我的友人和学生几十人在大楼前、火车站热烈欢送 ,还有人陪同我到上海。十一月二十七日去虹桥机场,祗有两位亲戚送行。我估计 到会有麻烦,航班是九点五十分,我七点一刻就到了。果然,以前认出来的跟踪者 的熟面孔都来了,他们周围还有三三两两的人,前前後後,里里外外,跟着我。我 和旅客们一起排队进去的时候,被单独叫出来,打开行李翻箱检查。一位看起来比 较负责的人问我:“带文件了吗?” “没有。” “有计算机软盘吗?” “有。”我从口袋里拿出四张软盘。 他把我带到一间小屋子里,隔着玻璃门在外面望着我的亲戚非常着急。 他问:“甚么内容?” “主要是我打官司的法律文书,还有已经发表过的文章。” 他说:“我们要检查一下。”他拿出去过了一回又来,说:“电脑有毛病,留在这 里吧。” 我说:“不行,我要带走。我不相信你们这个大楼里面祗有一台电脑。” 他无话可说。出去了一下又来,说:“还是打不开。这样吧,我们写个收据,叫你 家里的人来取。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出具证明,可以寄给你。”我想,主要是那几 十万字一时看不完,他们不会轻易放过的。我祗好妥协。(後来我弟弟去取时,说 有“反动内容”,要“没收”。我写信给海关,请他们说明“反动内容”具体所指 ,并提供“没收”的法律根据。他们又改为“退内处理”,通知我弟弟去领。)其 实,同样的软盘有三套,一套请北京的朋友带出国,还有一套交给了比我晚几天出 国的南京朋友。我带上一套让他们“没收”,是为了掩护这位朋友,放松对她的警 惕。如果我甚么都不带,人家反而会奇怪。当他们将我的软盘“退内处理”时,另 外两套早已带到美国,《公民上书》也发表了。中国的官方人士不懂得甚么是现代 社会,也不知道那一套愚蠢的、野蛮的办法根本不灵了。 他们又从我的包里查出二十几盘录音带,一看,大部分是佛教音乐和念经,问:“ 你信佛吗?” “不信。” 这就更要检查了。别人去检查录音带,那位负责人就同我谈谈。 “你在南京大学教甚么?” “我是教马克思主义的。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不许我讲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 的美国却欢迎我去讲马克思主义。你看说明了甚么?”我的反问使他为难了,他笑 笑。 他问我的经历。说:“老革命嘛!” 我说:“老革命差一点成‘反革命’了。” 越说越客气,他自我介绍,叫陈祥伦,是海关的副关长。最後,录音带送还给我时 ,他说:“我们是执行公务,请原谅!” 检查完了,两个箱子被翻得一塌糊涂。我不客气地说:“请你们帮我整理好。”陈 副关长命令两个穿制服的人把我的箱子弄好。我又说:“请你们帮我托运。”他们 就去托运。 过安全门的时候,对别人都用仪器,对我却用手摸。上上下下,搜了三遍,把我口 袋里的手帕、纸片等等都抖落了出来。仪器祗对金属有反应,他们要在我身上搜的 显然不是炸弹之类的东西;但精神上的“炸弹”又怎能搜得出来。。 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我是最後进入机舱的。门口早有人在那里等着,这一回干脆把 录像机拿在手里了。我向他们招手:“感谢你们来欢送!”即将进入机门,我回头 一看,录像机还在我背後工作。如果将来有一天中国的安全部门也落入苏联克格勃 的命运,把他们的全程录像拿出来,就成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在机场的最後一幕,我想和以前不同。以前是我怕他们采取行动,这次是他们怕我 采取行动:发表演说?接见记者?散发传单?几十个人拿着家伙对付一个文弱书生 ,实在是太可笑了。 我坐上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机。飞机起飞、腾空,我一下子感到自由了,此时才 觉察精神上的紧张状态已维持了几十年。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美国东部时间下午一点半,我到达纽约。从被剥夺出 国的权利到争得出国的权利,是以我的胜利告终。 在中国进行合法斗争还是一条艰险的道路。但是,虽然开动了专政机器,终究不敢 轻易下手。在现代条件下,合法斗争毕竟比其他的斗争方式更有成效。 注释 ⑴季遵迪也是中国人权理事。我到美国後,常与他一起参加中国人权理事会和其他 人权活动。他在耶鲁大学讲授中国行政诉讼法,还邀我合作共同讲课。一九九四年 八月二十三日,他突然昏倒在纽约街头,不幸身亡,年仅三十九岁。所有认识他的 人,无不扼腕长叹!每念及他和我的交往,对这位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美国友人常 怀由衷的敬意。 ⑵我当时不知道,《百姓》半月刊(香港)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一日这一期,陆铿新 闻信《郭罗基获准赴美,临行前特务盯梢》已经披露。後来《探索》(纽约)一九 九三年一月号在《郭罗基出国记》一文中又发表了。我本人身边已没有这封信,也 好,录此存照。 《探索》的文章中说:“郭罗基致乔石书,不仅有政治意义,且有历史价值和文学 价值。政治意义虽失,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犹存。信件已在美国和香港流传,殆非 郭罗基和乔石私人所有。公诸报端,亦不悖情理。原信如下: 乔石同志: 我早就听说,国家安全部已将我列入“秘密逮捕”的名单。不知是否属实?如果确 有其事,我想学毛泽东的腔调讲一句:“第一反对,第二不怕。” 今年五月,美国纽约科学院选举我为院士,并向我发出访问院本部的邀请。随後, 哥伦比亚大学又向我发出讲学的邀请。我申请出国,虽然遇到种种麻烦,花了整整 四个月,总算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但在我出国之前,又对我进行严密监视。一方 面批准出国,一方面严密监视,这种不协调的现象祗能有一种解释:中国政府是为 了装出宽容的姿态,并使我产生麻痹,以便寻找机会动手,干得不露马脚。 昨天,我到上海办事。一下火车,就有三个便衣在那里恭候。今天我出门,又有人 紧跟不舍。他们手持对讲机,不断请示汇报,不知要干甚么?我一眼就从川流不息 的人群中把他们认了出来。共产党教我做地下工作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出生,资格 太浅。他们的动作太蠢笨,当然也是肆无忌惮的表现。无论如何,要好好提高业务 水平。 我一向主张以合法的、和平的、理性的方式争取人权,实现自由和民主;我还反对 党和政府的非法、违法行为。按照现行法律,不可能对我作出处置,所以就会有人 想到用卑鄙手段进行暗害。既然是暗害,就不能让人家知道;既然人家已经知道, 还有甚么意思?一意孤行,将在政治上付出更大的代价。 我景仰谭嗣同、邹容、李大钊、李公朴、闻一多等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如果历史 决定我要步他们的後尘,我义无反顾。解放前,我就被国民党无锡城防指挥部列入 “黑名单”。由于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过长江,我才得以逃脱追捕。国民 党没有做到的事,由共产党来完成,那就说明我命中注定要为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 作出牺牲。而十六岁没有作出牺牲,到六十岁再补上,已经多活了四十四年,何足 惜哉!(陆铿新闻信中说:“我读到这里,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中国知识分子的 命运何其悲惨!而铮铮铁骨之士所反映出的‘民不畏死’的精神又何其壮烈!”) 不过,我还是希望您能管束您的部下,不要胡来。我的行动计划,他们已得知,干 脆就公开。我将在本月二十四日离开南京去上海,乘二十七日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 班机赴纽约。我也已通知美国的朋友,如果在这期间我突然失踪或发生意外(例如 车祸、中毒等等),他们会立即作出反应。 但愿我能平安到达纽约。 祝我的祖国前途光明! 郭罗基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写于上海 又及: 此信复印件已托人带去美国和香港。如果我遇有不测,则将公开发表。 十一月二十日寄于南京” (待续) -------------------------------------------------------------------- 4. 大嘴巴园地(一篇) 4.1 从国内学生对印尼反华事件的反应说起 马不喑 华人向来是习惯于逆来顺受、委屈求全的,但前不久印尼有组织、有政府背景 的排华、虐华暴行使华人实在忍无可忍了。于是,世界各地华人的游行抗议不绝于 耳,奇怪的是,一个本应发出最强有力的声音的地方反而寂静。我们无法苛求中国 大陆的人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中共严密的新闻封锁之下无从得知同胞的悲惨遭 遇,或者得知了一些,但已因共产党专制统治的功德而变得麻木。 终于有人发出了呐喊。据报导,八月十日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贴出 了抗议印尼反华暴行的标语和大小字报,还有从国际互联网下载的华人受虐图片等 资料;北大连续数晚有数百名学生在校园草坪聚集讨论印尼事件,甚至提出了游行 示威的主张;清华也有人通过大字报号召同学在八月十二日分散前往印尼使馆举行 抗议,引起中共当局高度重视而未果。开学在即,事态是否会进一步发展,尚需拭 目以待。 北大学生向克林顿提出的贻笑大方的问题曾令人叹挽不已,那些提问在相当的 程度上反映了中共思想钳制的成效。很多纯真的学生在封闭的环境中经受了长期的 洗脑,已经认同中共的统治,民主自由的传统成为遥远的往事。那所以培养很多中 共显贵而著称(famous)、也以严密的“思想政治工作”而著称(notorious)的高校 更无法例外。然而,面对同胞的斑斑血泪,只要有起码的正义感,莘莘学子怎能无 动于衷?中共振振有词的“不干涉内政”,以前听似言之成理,如今终于在民族感 情的撞击之下露出了破绽。如果有人曾对国际法庭审判波黑内战罪犯这样的“干涉 内政”的行为表示不解,当自己的同胞受难之时就应当能够明白,对待灭绝人性的 暴行,对待对最基本人权的野蛮侵犯,任何种族任何国家都不应姑息视之,这里甚 至不需要同胞之情的因素。 受难者的同胞更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知道,弹丸之地的以色列尚不忘追究 五十年前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罪行。然而,那个以“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自居 并迫使世界多数国家给予外交承认的“中国政府”,那个对海峡对岸的同胞耀武扬 威的“中国政府”,那个对异议人士大肆迫害的“中国政府”,对印尼暴徒却出奇 的软弱。看一看它那张“不干涉内政”的免战牌,我们也就明白了原由。它对印尼 的“外交”政策正是由其内政决定的,面对自己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累累劣迹,惶恐 于正义力量反过来对它的“干涉”,它与印尼暴徒及其幕后指使者自然同病相怜, 惺惺相惜。为了维护“稳定”,它甚至不敢让人民知道印尼事件的真相。它关心的 是自己的统治,不顾同胞的血泪。同学们,你们可曾知道,不改变中共政权对国内 人权的态度,想让它在国际上理直气壮的象一个真正的大国一样伸张正义、维护人 权,包括维护自己同胞的人权,那真是白日做梦,我们的游行真是白游,我们的呼 喊真是白喊。 “中国政府”的对印尼事件的麻木反应激起了人们的义愤,也引发了人们的思 考。据报导,北大学生的一份大字报指出,政府及官方控制的媒体的漠不关心“显 示出专制制度的冷酷无情”。人们应当为此欣慰,专制的牢笼中毕竟有思想者在求 索。无数事实越来越清楚的告诉中国人民,他们的贫穷与苦难根源何在。四十九年 前他们误以为自己已经站了起来,四十九年梦魇过后,他们享受不了基本的人权, 甚至被中共污蔑为不配享受这些基本人权的猪狗,他们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血汗被 巧取豪夺,他们眼睁睁的看着同胞受虐而“人民政府”袖手旁观。中国人民还远远 没有站起来,踏在他们脊梁上的是中国“共产”党、“太子党”和大大小小的贪官 污吏。中国人民该站起来了! 前两年有人撰写《中国可以说不》系列书籍为中共歌功颂德,擂鼓助威,要对 国际正义力量维护人权的行动说不。现在中共居然不敢对印尼的暴行说不,不知这 些人作何感想。“说不”二字是不容这些人玷污的,该说不时就说不。中国对印尼 说不!那个所谓“中国政府”纵使得到国际上的外交承认也毫无民意授权的合法性 来源,它根本没有资格代表中国决定是否说不。全球华人一致的行动已经代表中国 发出了万众一心的声音。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通过自己亲 手授权、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发出自豪的声音! -------------------------------------------------------------------- 附录: 作者反馈 《舆论》编辑部的朋友: 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感谢您将我的书介绍给更多的读者。还要请您原谅我 这么久才回信。这段时间太忙了,所以从七月底就没有打开过这个信箱。 我刚才大致翻阅了一下《舆论》杂志,很不错,我已经将你们的网址存到 了我的电脑上,谢谢你们为我提供了一个有信息量的电子杂志。 顺便将《情义无价》一书的购书信息附上,如果你们周围有朋友对拙作 感兴趣,烦请转给他们。 刘丹红 8月19日 ********************************************************************** *Title: "Comradeship Knows No Price" or "Priceless Friendship" (Qing Yi Wu Jia) *Author: Danhong Liu *Publisher: Canada Mirror Books (520 Pages) *Price: $25.50 (US dollars, postage included) *Mail-order through: "Leemia Culture" P.O.BOX 57425, WASHINGTON,DC. 20037 USA *Please make check or money order payable to: LEEMIA CULTURE, indicate the quantity you want and whether you desire author's signature on the books you ordered. **********************************************************************   结束的话:   我们的目标,我们要做互联网中的焦点访谈和现实中的法律斗士! 我们联系了部分企业,他们将在我们免费邮件"舆论"中做广告,每期广告不 会超过200字 ,我们不会向网友们要求任何资助,请将您想说和抱怨的麻烦告 诉我们吧,我们会提供律师的专业意见和如果打官司所需时间和费用的估计, 我们要互助,我们帮您宣传,全国121万网友,正义之士比比皆是,想投诉谁, 你敢写,我们就敢发表。   我们的邮件有网友向国内和国外大量传播,如果万一真有巨大的不平和旷世奇 冤,我们立刻能让消息散布到全世界华人界的每个角落,和尽我们所能帮助您, 我们邮件已经被列入世界华人电子邮件杂志栏目列表,在加拿大、澳洲等地都 有读者,在此向所有为此事努力和提供帮助的朋友和网友表示最真挚的感谢!   同时,我们欢迎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我们,成为编辑之一 (编辑的义务是将对第二天邮件的初稿的稿件意见和评语加入后及时寄回 pigeon100@hotmail.com), 我们因为考虑要预防万一有不可预知的事情发生,我们所以需要有至少十位编 辑,将都是候补红旗手,一旦在没有任何事先说明的情况下,我们停刊长达一 周,我们将有新的朋友站出来,继续完成舆论监督和法律咨询的责任,愿公道 永在,愿友谊长青!   我们正在筹建网页,可以提供最新邮件下载,公布最受关注的十件舆论投诉等 欢迎任何电子杂志和我们交换征订广告,欢迎任何网页提供订阅宣传和联结, 同样,我们将在邮件中宣传您的网页,请联系pigeon100@hotmail.com 。   您可以从互联网太阳升中文图书馆阅读和查询过期的本邮件。   中文简体 http://www.sunrisesite.org/gb/?url=/magazine/yulun   台湾香港 http://www.sunrisesite.org/b5/?url=/magazine/yulun http://www.sunrisesite.org/hz/?url=/magazine/yulun   --------------------------------------------------------------------   友情连接   No.1-----------------------《高寒文库》 http://www.freeyellow.com/members2/gaohan/gh.html No.2-----------------------《中文走遍天下》 http://www.myfreeoffice.com/immigration/link.html No.3-----------------------《百家中文论坛排行榜》 http://come.to/bbs100 No.4-----------------------《廉政风暴》 http://members.xoom.com/china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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