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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主制度的基础之思考 魏铁红 1，魏铁红：关于民主制度的基础之思考 文章摘要：秦始皇建立的大一统皇权专制制度，比之西周的分封制，并非一种进步，而是中国历史的畸变。纵观西方各国实现民主的历史进程，都经历了中央权力逐渐向地方分权，君主的权力逐渐向议会、贵族和人民分权的过程，最后形成体现为横向分权的"三权分立"和纵向分权的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横向分权，是指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纵向分权是向省、市、县、村镇分散权力，即地方分权的自治制度。 通过地方自治的纵向分权，民选产生各级地方官员，人民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地方的和国家的主人，才能真正拥有自由、平等、民主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2，魏铁红：论人类的不宽容 文章摘要: 人类的不宽容由来已久。它产生于埋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致命的自负，其背面则是致命的自卑。这种不宽容始于致别人于死地，却终于致自己于死地。 徐文立 2007年2月27日 魏铁红：关于民主制度的基础之思考 文章摘要：秦始皇建立的大一统皇权专制制度，比之西周的分封制，并非一种进步，而是中国历史的畸变。纵观西方各国实现民主的历史进程，都经历了中央权力逐渐向地方分权，君主的权力逐渐向议会、贵族和人民分权的过程，最后形成体现为横向分权的"三权分立"和纵向分权的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横向分权，是指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纵向分权是向省、市、县、村镇分散权力，即地方分权的自治制度。 通过地方自治的纵向分权，民选产生各级地方官员，人民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地方的和国家的主人，才能真正拥有自由、平等、民主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發表時間：2/26/2007 秦始皇建立的大一统皇权专制制度，比之西周的分封制，并非一种进步，而是中国历史的畸变。纵观西方各国实现民主的历史进程，都经历了中央权力逐渐向地方分权，君主的权力逐渐向议会、贵族和人民分权的过程，最后形成体现为横向分权的"三权分立"和纵向分权的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横向分权，是指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纵向分权是向省、市、县、村镇分散权力，即地方分权的自治制度。 人类历史证明，彻底消灭封建等级制度，就必须废除行政集权。行政集权这一概念是托克维尔在他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提出来的。他说："集权可以分为政府集权和行政集权。有些事情，诸如全国性法律的制定和本国与外国的关系问题，是与全国各地都有利害关系的。另一些事情，比如地方的建设事业，则是国内的某一地区所特有的。我把第一类事情的领导权集中于同一个地方或同一个人手中的做法，称为政府集权；而把以同样方式集中第二类事情的领导权的做法，叫做行政集权。"（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册P96）通过地方自治的纵向分权，民选产生各级地方官员，人民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地方的和国家的主人，才能真正拥有自由、平等、民主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取代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应该是类似西方民主国家的有限政府，应该是主权在民的消灭了行政集权的制度。这一历史任务，国民政府没有完成。共产党政权采纳了苏联的极权主义模式，愈走愈远，不但倒退到大一统的皇权专制制度，而且更有过之。行政集权不但没有废除，更通过一党专政得到了加强。从1953年起，凡是以中央名义下发文件，不经党中央主席圈阅，一律无效。中央权力集中于党中央主席一人之手，党中央主席成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现代极权皇帝。 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于不是真正民选产生的长期固定机构，只是5年开一次会的表决机器，从来不曾有过最高权力机构的功能。国外议会是由民选出来的职业政治家组成的常设的立法机关，负责立法、监督和控制政府行政等部门的权力机构。特别重要的是，立法官员不允许兼任行政官员。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既不是一个常设的立法机构，就不能控制和监督政府行政各部门。中国的行政官员成了不经真正民主选举、不受任何机构制约的掌握实权的官员。贪污腐败、渎职、长官意志凌驾于民意之上、决策失误等等，都由此而生。 中国的人民代表是控制选举的结果，不具备西方民选代表的合法性，而且多数是行政官员，而非专职的立法人员——职业政治家。人代会的会议形式，则采用古希腊公民大会直接民主的形式，全体代表公决通过一些已经草拟好了的法律制度。古希腊城邦人口不足1万，且其公民大会每年召开10次，参会者都可发表自己的意见，经辩论后形成决议，制定全部法律，选举政府官员。而我国16亿人口，5年召开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决策5年间发生的大事小情，岂不荒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了当权者欺骗无知百姓的民主幌子，人民根本无权、也无法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参政议政。议会的主要功能是议政，职业政治家在各级议会中辩论、协商制定法律和政策，只有常设的固定机构，才能发挥这种功能。因此，中国应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变成西方常设、固定、由民选产生的职业政治家组成的议会，作为切入点，逐渐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分立。中央应逐渐扩大地方权力，各省、市、县、村镇，实行地方自治制度，民选产生各级立法人员和行政官员。只有这样，才能消灭封建等级制的行政集权，使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人民才可能享有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利，中国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不是披着民主外衣的极权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制度乃至一切人类设计的制度，都是有缺陷、不完善的。任何理论和学说也都有其局限性。世界上既然不存在完美无缺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也不存在完全正确的理论学说，因此，开明的国家都采用劣中择优的办法，选择缺点和危害较少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改进。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改善了自己的缺点——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引入国家干预之手，来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和矛盾。在劳动力市场存在不公平交易的领域，引入福利保障制度，保证劳动者在失业期间基本生活衣、食、住、医、受教育等基本需要，以便他们可以和雇主讨价还价，拒绝接受雇主的不公平条件，以保证劳动力市场劳资双方自愿公正的交易。并且国家通过《劳动保护法》、《反垄断法》、《工会法》等一系列法律，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和劳工阶级的利益。因此资本主义非但没有灭亡，反而更加兴旺、快速地发展。 中国现在的国家制度却集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极权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缺点、错误、糟粕于一身。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封建社会的政府集权和行政集权相结合的大一统制度，外加列宁发明的一党专政，国家统制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 小农经济本来就是传统君主专制制度的基础，1949年后，中国农村实行只能导致贫困的"集体所有制"，又通过户籍制度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惟一的"好处"就是便于控制和剥削农民。农民变为二等公民，占人口4/5的农民被排除在现代化之外。 城市改革在私有产权尚未真正确立，国家垄断一切资源的情况下，国有企业股份化改造彻底失败，蜕化为官僚资本的怪胎。因为市场经济的前提是私有制，私人占有土地、生产资料等社会资源。中国的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等等，在国家垄断一切资源的情况下无法建立起来。中国不存在私人垄断企业，只存在大量的国家垄断企业。这是国家垄断资源和公有制的直接恶果。中国的《劳动保护法》尚未出台，在一些私有企业存在严重的压低工人工资、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生产生活环境恶劣等现象。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初，就已经纠正了的错误，中国却在重蹈覆辙。中国的劳动保障制度和福利条件，不足以让广大失业者在失业期间满足衣、食、住、行、医疗、子女教育等基本生存需要。大量失业者丧失和企业主讨价还价的能力，被迫接受雇主的不公平条件。在失业大军逐渐增多的今天，失业者找一份工作都很困难，根本没有"资本"拒绝雇主的不公正待遇和非理要求，更谈不上自由选择工作的权利。 隋、唐时期，把汉朝用国立太学毕业的学生当官的制度进一步发展为科举制度。唐朝时期，科举制度得到完善和发展。为统一考试内容和答案，把儒家学说重新解释确定，编成《五经正义》，共有九书，世称"九经"。儒家学说的思想领域再被缩小。唐朝规定这"九经"成为学校的标准教科书，科举考试也以此为内容。国家统一教科书和教学内容、考试内容，为唐朝首创。目的是用儒家思想统一控制全国人民的头脑，让人民成为国家易于控制的工具，抑制新思想的产生，维护其皇权专制制度。直到今日，中国仍然用这种办法控制、统一人民的思想，维护其极权统治，区别只是其用来控制思想的"经典"更其混乱、多变和不成体统。 西方民主国家的中、小学和大学，都是自己规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现其社会思想自由、学术研究自由、民主、开放的一面。回顾世界历史，凡是独裁专制制度，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极权主义的国家、法西斯国家、马列社会主义制度，都用一种理论思想或宗教来统一人民的思想，对学校规定统一的教学内容，控制下一代的思想。斯大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还发明了用少年先锋队、共青团、纳粹党来控制、监视青少年和全国人民的方法。德、意法西斯虽然用这些来控制政治、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但并不控制经济，仍然保持较多的私有企业。共产极权制度不但控制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等领域，还用"公有制"的形式控制社会经济命脉，使本国人民完全沦为国家的奴隶。 美国之所以能实行民主制度，一是继承了欧洲特别是英国的自治民主制度。欧洲的文明已发展到以工商业文明为主的阶段。二是通过勤劳和创新实现发财致富的观念深入人心。因此美国人把精力用于学习知识发明创造上，而不是像中国人把精力用于割据称王、武力征服，获得权力和利益。工商业文明一使人民通过商品交换，互通有无，二使人人可以通过勤劳和创新发家致富，三是大规模的劳动分工使社会形成一个互相依存的整体。只有民主自治的稳定局面，才能保证商品交换、劳动分工协作的正常进行。因此工商业文明为主的社会，对应的是自治的民主制度；而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文明，对应的则是专制独裁制度。 美国建国初期虽然也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但大多数农民是拥有自有土地的自耕农，而不是依附地主生存的农奴，大庄园、农场经营占主要地位，其农产品则主要供应市场，而不是自给自足。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是拥有私有财产的自由民组成公民的社会。中国实行了二十年之久的基层民主行不通的经济原因，是农民不是自由民，而是被土地"集体所有制"和户籍制度束缚在土地上的国家的奴隶。不彻底实行土地私有制，不首先使农民成为自由民，基层的乡镇民主就永远是伪民主、真独裁的骗局。乡镇自治不与各省、市、县、村镇的地方自治配套实行，也不可能有像美国新英格兰那样的村镇自治体制，基层民主和自治仍是空谈。 当时的美国社会，人民拥有言论、新闻出版、结党结社的自由，而这些自由是一个国家实行民主的前提条件。人民不拥有这些自由，又怎能实行民主呢？公民社会的存在和发达，是一个国家实行民主的社会基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无法实行民主，就因为分散的小农无法形成各种民间团体、利益集团，更不用说丧失了土地所有权的农奴了。而美国的农业是以大农场为主的资本主义大农业，工商业的比重也逐年增多，各种民间团体、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他们需要民主制度来保证他们参与国家决策，参政议政。而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小农之间缺少交往联系，不能形成民间团体。只有形成资本主义大农场经营，农业商品化，参与并融入整个社会的统一市场体系后，农民才会联合起来形成各种专业的民间协会，代表自己参政议政。 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皇权专制制度，是农业文明的结果。大量小农的存在是实行专制制度和极权主义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体系中的农民，游离于民族社会和现代政治之外。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使农民很少与外界发生联系，彼此之间分散隔离。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艰难农业劳动，使农民无暇受教育，文盲、半文盲占农民中的大多数。这使得他们愚昧保守，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基本与城市相隔绝。传统社会农民的理想生活，就是拥有土地和牛羊，生儿育女，延续肉体生命，他们没有追求自由民主的政治要求。因此历代农民起义者均提出平均地权或"均贫富"的口号，以获得农民的支持。1848年法国大革命使农民获得小块土地，农民便不再要求革命。拿破仑给农民以秩序和土地的保证，农民便向拿破仑献上自己的忠诚。希特勒给农民以土地和秩序，农民便支持希特勒。毛泽东打土豪，分地主土地给农民，农民便称毛泽东是他们的"大救星"。一切建立极权统治的野心家，都是利用农民希望获得小块土地谋生的欲望而成功的。它们存在的社会基础，正是小农阶层占人口多数的社会。一个国家只要是小农经济为主，农民占人口大多数，是很难实行民主的。即使实行普选，农民也会被政客操纵，建立起独裁制度。最典型的是1848年二月革命后的法国，路易*波拿巴允诺给拥有土地的农民以秩序和保护，利用农民的无知和崇尚权威的心理，以全民投票的形式，当上了法兰西总统，两年后又通过政变当了法兰西皇帝。法国农民第一次获得普选权，就用手中握有的三分之二以上的选票，扼杀了通过流血奋斗获得的法兰西共和国。 因此，一个国家实行民主制度的基础是改造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农民，先实行农业现代化。在农业现代化的同时逐渐城镇化，减少农业人口，提高农民的知识文化水平。农民与现代社会融合的媒介是市场。农业商品化之后，农民与市场经济发生广泛联系，对政治麻木不仁的态度逐渐改变。因为市场经济会使国家的政策、制度法令直接影响到农民的实际生活。农民的自我意识和自主性、独立性都会增强，不会再希望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主宰自己的命运。市场经济使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中，经济独立、具有独立意识的个人要求自己代表自己。农民会自发组成能代表自己利益的集团、民间团体参政议政。农村的公民社会逐渐发展成熟，极权统治的社会基础——小农阶层分化瓦解，农民屈从于社会权威，选择被官方操纵的现象才会消失，独裁制度和极权统治才会坍塌，自由民主的种子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意大利、德国、日本的法西斯式极权制度的实行，都是因为没有改造农业社会，没有实行商品化的资本主义大农业的结果。现在拉丁美洲、亚洲、非洲之所以存在专制独裁制度，也是没有首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改造农民的原因。 中国农民想拥有一块土地生存的小农意识，在市场经济发达地区逐渐消失，农民抛弃土地的抛荒现象已很普遍。如江西中部某县农业局统计，截止2002年年底，全县土地抛荒面积为56009亩，约占全县总数的6%。因为经济发达地区土地比较其他行业收入过低。城市工业现代化程度越高，农业劳动越贬值。因此西方发达国家都通过建立私人的大农场，实行农业的机械化、科学化、规模化生产，以便提高农业收益，还通过政府补贴，减免农业税增加农民收入。事实证明，中国现行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严重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是不但是土地集中机械化经营的过程，更是实现农业商品化的过程。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农民不拥有土地产权，就无法自由买卖土地，农民既不能获得转移到非农业领域的资金，土地也不能集中经营。农民宁愿抛荒土地进城打工，获得较高收益的行为，使中国每年都增加土地抛荒面积，使本来就少的耕地面积逐年减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也逐渐减少，生产的粮食不足以养活全体人民。不实行土地私有化，中国永无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可能，民主化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19世纪末西方民主思想引入中国，引起中国人思想的大转变。人们从羡慕西方民主政治到反对君主专制。19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出现了以要求改变专制制度、实行立宪民主制度为主要特征的民权思想。 西方民主思想引入的一个结果，是戊戌变法运动。百日维新是民权思想与专制主义第一次大撞击。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善于思考的爱国志士认识到，单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不可能救国的。中国若想富国强兵，必须改变专制主义制度。1895年5月，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成为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的戊戌运动的开端。从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民主革命失败的原因，同法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相似。专制政府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农业没有商品化，资本主义大农业的生产关系尚未形成。专制制度的政治基础行政集权，中国至今仍未废除，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中国现在仍然保持不变。民主制度的经济基础，是消灭小农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商品化、机械化、集约化的大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以私人工商业为主。民主制度的政治基础是地方自治制度、消灭封建等级制的行政集权，民选产生各级政府官员。民主制度的经济、政治基础在中国尚未建立起来，而专制主义的经济、政治基础也没消灭掉。这就是从戊戌运动至今中国一切民主革命和运动失败的制度因素。 中国的民主进程应该从土地私有化、改变小农经济开始。逐渐普及教育、变小农经济为商品化、机械化的现代化农业，才能彻底摧毁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政治上逐步缩小中央权力，扩大地方权力，废除封建等级制的行政集权。各省、市、县、村镇实行地方自治制度。无论大国或小国，没有地方自治就没有民主。现代民主国家都消灭了行政集权，实行地方自治制度，民选产生各级地方官员。这是中国实行主权在民，还权于民的惟一正确途径。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认识到中国国民素质太低，当时文盲、半文盲占全部人口的80%，提出民主政治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逐步进行。军政时期即以革命的武装力量扫除军阀混战局面，形成安定、和平的政治环境。实施民主政治的第二步，是训练人民使用民主权利，即训政时期。孙中山认为训政时期是中国实现民主的关键步骤。在1924年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详细论述了训政时期的工作任务。他的设想是：训政时期实行约法统治，以县为自治单位建设地方自治，训练人民使用民权。训政时期定为6年。在6年内达到了自治县标准的省，即可结束训政，实行宪政。 孙中山从地方自治入手推行民主的思路是正确的。但他没考虑到专制独裁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占主体的经济结构，和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文盲、半文盲占多数的农民阶层。因此训政时期应以普及9年制义务教育，同时加快农业商品化、现代化的步伐。孙中山只以县为自治单位，实质上地方自治必须省、市、县、区、村镇的自治配套进行，才能实行民主。 西方的民主起源于城市自治。民主实质上是工商业文明的产物。西方国家的城市是随着商品交换、劳动分工的扩大而发展起来的，是工商业文明的体现。古希腊雅典实行城邦民主，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17世纪的荷兰等自治城市，民主的兴起都因为这些城邦的经济结构以工商业为主。因此，目前中国的民主应从工商业为主的城市开始，而不应从文盲、半文盲占多数、以农业文明为主的乡镇开始。尤其中国的广大农村仍实行土地"集体所有"的农奴制，在农业没有商品化、公民社会没有发展起来的情况下，侈谈"基层民主"岂不荒谬！城市的民主也必须首先确立私有产权。最重要的产权无论城市和农村都是土地产权。 土地私有化是城市和农村实行民主的前提，言论、新闻出版、结党结社的自由则是实行民主的必备条件。因为公民社会的发达，建立在言论自由和结党结社自由的基础之上。言论、新闻、出版自由，是人民行使监督政府官员、参政议政等民主权利的主要手段。在民主的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谈中国的民主社会，都是欺骗人民的鬼话。具有私有产权的公民，才可能保持精神、思想、人格上的独立自主。没有经济自由，就不会有政治民主。中国占人口73%的农民，人身自由都没有，怎么能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呢？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中国政局动乱。主张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意识到中国专制主义的根源在于中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制度。他们开始系统地介绍和探讨西方的联邦制度。联邦制是一种分权制，它的特点是由中央和地方联合行使国家统治权。政府的全部权力，由国家宪法对中央和地方进行分配。其分配的原则是：凡与国家全体有关并必须要规划统一的，交与中央政府；而与全国无关的一切事宜，则留给地方政府。 1920年的联省自治运动，就是联邦制思想在中国宣传普及的结果。资产阶级认为美国能够实行民主的原因，是美国各州、市、村镇是自治民主的。美国是先有地方自治，后联合成联邦制的共和国。他们也想仿照美国，先实实行各省、市、县自治，然后联合各省成立联邦制国家。他们的想法是正确的。但中国当时，军阀混战的局面已经形成，全国只有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西、山东、河南、奉天十几个省，不同程度地参加了这一运动，还有近一半的省没有参加这场运动。主张联省自治的赵恒惕、卢永祥等领导的湘鄂川军，在援鄂战争中被反对联省自治的吴佩孚打败。于是赵恒惕、沈金鉴和陈炯明关于召开汉口、上海、杭州的讨论联省自治问题的国民大会计划被打破。联省自治运动只在部分省份开展起来，湖南、浙江、广东、四川、福建等省，已制定了省宪并公布施行。 中国共产党也曾主张实行联邦制解决民族问题。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联邦制的目标："……（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四）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五）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P99——118。)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1931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也明确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89年，P772——77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1989年，P644——649。）中共提出以联邦制解决民族矛盾是十分正确的。可惜当时提出这种观点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团结少数民族，获得少数民族对中共的支持和信任，是作为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诚实的政治理念。 随着中共力量的发展壮大，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再很少提及联邦制。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不提联邦制，而是提"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转引自史筠：《民族法制研究》，北大出版社，1986年，P118。）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月31日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协商会议第十次会议上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上否定了联邦制的提法，将具有联邦性质的条款改为"中央与地方之权限，采均权主义，各地得采取因地制宜之措施，但省、县所颁之法规，不得与中央法令相抵触。"（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1989年，P46——52。）这种措辞上的细微变化，却否定了"省宪"这一联邦制概念的合法存在，也否定了联邦制。等到中共打败国民党之后，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单一制的高度中央集权制度。中国的政治制度重新恢复到持续了二千多年的政府集权和行政集权高度合一的专制主义制度。因为只有废除行政集权，实行地方自治，才能实行民主，消除封建的等级制度。当今世界一切真正的民主国家，不单指联邦制国家，都不存在等级制的行政集权，都实行地方分权制度。只有实行地方分权，才能民选产生各级政府官员，人民才能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如果政府集权与行政集权结合起来，那它就要获得无限的权力。这样，它便会使人习惯于长期和完全不敢表示自己的意志，习惯于不是在一个问题上或只是暂时地表示服从。因此，它不仅能用自己的权力制服人民，而且能利用人民的习惯驾驭人民。它先把人民彼此孤立起来（用不准自由结党结社等方法），然后再各个击破，使他们成为顺民。"（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册P96。）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拥有这种无限的权力。中国共产党1953年之后，毛泽东拥有过这种无限的权力。中国各朝代重农抑商的政策，也是为维护这种中央集权制度。工商业的发展必然带动公民社会的成长，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会要求分享政治权力，政府难以控制组织起来的人民。 "地方分权制度是人民反抗专制暴政的保证。个人是软弱的，但联合起来的个人力量是强大的。人民可以自由结党、结社，就可以联合起来反抗暴君。地方分权制度可以稳定社会秩序。公民会扶持、帮助和支援当地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工作，因为公民是国家、乡镇、地方的主人，主人不会不关心与自己利益攸关的事物的。"（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册P101。）因此一切非民主国家才会千方百计取消或禁止地方分权，高度中央集权，以便实行专制独裁统治，任意压迫、掠夺、剥削广大人民。 中国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导致中央政令难以下达执行。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对各省情况不甚了解，决策往往出现失误，不能因地制宜地解决各种问题。人民没有普选权，不能通过选票的形式选举和罢免政府官员；没有任何具体途径参政议政，参与社会管理。人民不是国家的主人，而是国家的奴隶，因此中国居民对自己村庄、社区和城市的发展漠不关心。中国的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占有一切资源，人民却无权拥有自己付出劳动开采的煤、铁、金、银、森林等一切自然资源；农民也无权拥有自己付出劳动汗水的土地。人民既然没有成为这块土地上的主人，自然不关心村镇、城市的建设。自古以来，中国只有顺民，而无真正关心村镇、城市、国家前途命运的公民。如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出钱举办人，是私人的利益集团、民间团体，国家没出一分钱。而中国本无举办奥运会的实力，政府官员因为可以借兴办奥运会之机贪污受贿，大发国难财，非得打肿脸充胖子申请举办奥运会不可。中国举办亚运会赔款几百亿，举办2008年奥运会不知还要赔数千亿元。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不是中国人品质差，而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剥夺了人民成为国家主人的权力，主人是永远不会盗窃、掠夺自己的财产的。这也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全世界试验失败的主要原因。美国人民拥有自己付出劳动的土地、矿藏、森林等一切自然资源。人民自己选举产生和罢免一切政府官员。各村镇、城市、社区的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发展自己，个人的命运和乡镇、城市、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美国不会产生政府官员以权谋私、大批贪污腐败的现象。 中共拒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联邦制的直接后果是西藏对中共的反抗斗争一直持续到1974年。米克尔*登海姆（Mikel Dunham）在《佛陀的战士》（《Buddha's Warriors》）一书中详细描写了从1950年到1974年间西藏人民反抗中共暴政、要求独立的战争起因、胜利、失败的过程。书中记录了真实的历史。阿沛*阿旺晋美交出昌都，投降中共，出卖西藏人民的利益。理塘寺庙在空袭中被夷为平地；智慧、果敢的贡宝泰什带领着战士们险胜数量远远超过他们的中国军队；旺都领导的抵抗战士在中国、尼泊尔军队的围追阻截下拒绝投降，最终被西藏政府背信弃义地出卖，在木斯塘荒地全军覆没。 中共对蒙古人民一直抱着怀疑不信任的态度。极权主义者为达到控制人民的目的，会不断对人民实行政治清洗和政治运动。少数民族地区灾难更沉重一些。《观察》2006年5月19日刊载了尼斯勒的一篇《我家全是内人党》的文章，文章中描述说："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所犯罪行中有一桩是'种族灭绝罪'，这就是以整个蒙古民族为对象的文革'内人党'案。文革中的1968年，滕海清（1955年授中奖军衔，北京军区副司令）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滕海清秉承毛泽东的旨意，一上任就展开了疯狂的挖'内人党'运动，简称'挖肃'。在这场骇人听闻的种族清洗中，当时只有二百万人口的蒙古族，有一百万人遭到逮捕、关押、株连；有五万人被迫害致死，有三十五万人致伤、致残。"(《观察》2006年5月19日，尼勒斯：《我全家是内人党》。) 假如中共能按联邦制解决少数民族问题，则这一切灾难都不会发生。假如中共能按联邦制解决中国问题，则"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也不会发生。人民将会自我发展，各省会竞相搞好本省的政治经济工作。中国的民主进程也会大大推进，人民也会真正成为国家和地方主人。中国现行的少数民族自治制度，因为政府机构官员是通过等级任命产生的，而不是民选的；各自治区的立法、行政、司法权利均不独立，仍然受中央和上级的控制，因此根本是欺骗人民的伪自治制度。实行自治的省、市、县必须可以自己制定宪法，民选产生各级行政官员，即立法、行政、司法权完全独立于中央，才能谈得上是自治制度。 2006年8月初稿，2007年1月8日改定 魏铁红：论人类的不宽容 文章摘要: 人类的不宽容由来已久。它产生于埋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致命的自负，其背面则是致命的自卑。这种不宽容始于致别人于死地，却终于致自己于死地。 發表時間：2/25/2007 翻开人类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人类的不宽容是阻碍文明进程，给人类带来痛苦、不幸、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类的不宽容由来已久。它产生于埋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致命的自负，其背面则是致命的自卑。这种不宽容始于致别人于死地，却终于致自己于死地。 人类的不宽容表现为种族之间的不宽容，宗教的不宽容，政治思想信仰的不宽容，出于无知的不宽容，以及由不同社会的习惯、风俗、传统差别产生的不宽容。人类的不宽容伴随着人类的历史产生、变化；而文明的进步，则使不宽容因素逐渐减少和消失。彻底消除人们之间的一切不宽容，人类才可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和安宁。 一、种族之间的不宽容 人类最初的不宽容是种族之间的不宽容。原始时期不同种族之间互相屠杀。开始时胜利的部落甚至要吃掉战败部落的成员。后来发现让战俘从事劳动生产，收益更大，就把战俘变为奴隶，奴隶制度逐渐形成。种族不宽容是原始社会各部落间战争频繁的根源，也是奴隶制产生的始因。古希腊雅典虽然创造了古代最先进的文明，但雅典的民主只给予希腊人，外族人只能作为奴隶为他们生产。古希腊先进的文明最后毁于马其顿民族的入侵。古罗马的先进文明同样毁于日尔曼人的入侵，以致欧洲文明中断了千年之久。一个种族入侵另一个种族，是人类不宽容的最初的也是最野蛮的表现形式。这种野蛮一直继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国古代，野蛮的游牧民族蒙古等部落不断骚扰、侵略农耕定居的汉族。从匈奴开始的游牧民族对汉族的战争，一直伴随着中国将近二千年的历史。蒙古人入侵汉族聚居地，于13世纪吞并中原，建立了元朝。蒙古士兵入侵中原时，每攻下一座城池，就要屠杀城中百姓，只留下手工艺者和工匠，把这些工匠沦为工奴，集中在朝廷的官营工厂中，为朝廷和贵族生产兵器和生活用品、奢侈品。元朝几乎扼杀了一切私人工商业者，官营一切手工业。在官营手工业作坊做工的工奴，仅领得只够糊口的口粮。工奴的地位使工匠们丧失了劳动兴趣，不仅大大压制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严重地阻碍了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在元朝的统治下，以工奴无偿劳动为主的生产关系，较之宋朝以独立私人手工业和雇佣工匠为主的生产关系，显然是极大的倒退。元朝统治时期，中国文明是衰败、落后、倒退的。 美国建国时虽为民主国家，但它的民主只给予白种人，黑人和印第安人则遭到奴役和屠杀。尽管1860年美国总统林肯通过内战废除了南方的奴隶制，但部分白人对黑人等有色人种的歧视一直延续至今。1960年，美国著名的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仍然在为黑人争取与白人的平等权利而斗争。 美国废除了奴役黑人的奴隶制后，歧视黑人的种族隔离政策并没有废除，如乘公共汽车时黑人被隔离在车箱后面。马丁·路德·金呼吁黑人进行拒乘公共汽车等非暴力斗争。他说：“自由不会由压迫者自愿送上门；自由必须由被压迫者去争取。”⑴“我们这一代人将不能不为坏人的恶语劣行，同时也为好人令人吃惊的沉默感到悔恨。我们必须认识到，绝不能依靠必然性车轮的滚动来实现人类进步。人类进步通过自愿与上帝合作的人孜孜不倦的努力、坚持不懈的工作得以实现，而若是没有这种艰苦的工作，时间本身将成为社会惰性力量的同谋。”⑵ 马丁·路德·金为争取黑人的平等权利曾被美国政府关进监狱。他多次领导非暴力和消极抵抗运动，反对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由于对美国黑人争取民权运动的贡献，他于1964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他在领导田纳西州孟菲斯的罢工斗争时遇刺身亡，为争取民权平等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正是无数个马丁·路德·金式的民权运动人士的斗争和努力，才唤醒多数白人的良知与同情，支持黑人的民权运动，美国政府也逐渐取消了种族隔离政策。 肯尼迪总统在马丁·路德·金遇刺后发表的《关于小马丁·路德·金之死》的演讲，表明了美国多数白人的立场。他呼吁人们应该“相互理解，用同一种以爱心和同情去理解的势力取代那种暴力行为，取代已染遍我们国土的斑斑血迹。……在美国我们需要的不是分裂；在美国我们需要的不是仇恨；在美国我们需要的不是非暴力行动或无法无天，而是爱和明智，互相同情，以及对那些仍在我国受苦受难的白人和黑人的正义的感情。”⑶ 种族之间的不宽容往往造成文明先进的种族对落后种族的歧视和奴役。文明程度高的种族，总以“上帝的选民”、“优秀的人种”自诩，往往看不起其他的人种，认为他们是劣等民族。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理由”，就是根据人类学家关于犹太人属于“劣等民族”的理论。美洲白人奴役黑人，屠杀印第安人，也出于同样借口。 种族之间的不宽容，源于人类的自私、贪婪、好逸恶劳和偏见。为摆脱艰苦的体力劳动，人类利用战俘为自己劳动。奴役其他种族使自己不劳而获，是奴隶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美国南方，白人不愿在炎热的种植园干活，于是奴隶贩子就贩卖黑人到美洲替白人种棉花、烟草等。中国人也曾被骗到美洲去修铁路。白人对印第安人的屠杀，是为了掠夺、侵占美洲的土地。第一批欧洲移民到美洲时受到纯朴善良的印第安人的友好接待和热情帮助。可是白人回报印第安人的却是血腥屠杀和种族灭绝，因为印第安人宁死不屈的性格使白人无法驯服和奴役他们。 二、宗教的不宽容 宗教不宽容的危害在中世纪的欧洲表现得最为典型。中世纪欧洲的历史是教会和世俗权力相互勾结，愚弄、欺压、掠夺人民的写照。不同的宗教之间互相迫害、屠杀，宗教裁判所随便烧死异教徒，没收异教徒的财产以自肥。教会控制人民的思想信仰、意识形态、教育和文化风俗等领域，人民在宗教不宽容的压迫下被剥夺了言论、思想、信仰、新闻出版等自由，严重阻碍了欧洲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发展，阻碍了文明的进步。 远古时代的各种文明中，都流行着各种各样的创造万物和人类的神话传说。对鬼神的迷信和崇拜几乎是各种古代文明的特征。 宗教是人类的重要精神支柱和社会活动。四大文明发源地的希腊、埃及、巴比伦和中国，都有用于祭祀活动的庙宇。原始人类最早的领导集团是祭司阶层，部落首领往往主管祭祀事务。不同文明的人类祖先都信奉各式各样的神。希腊的宗教崇拜荷马史诗、赫西奥德的《神谱》等文学作品中所歌颂的神。希腊的城邦民主和比较自由富裕的生活，决定希腊人对宗教不会狂热，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宗教，奉行多神教。宗教没有成为希腊文明发展的障碍，反而推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中世纪的欧洲用基督教统一世界，严重阻碍了文明的进步与发展。谋求一种宗教或一种思想理论的统一地位，都会阻碍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无论是儒教、基督教，还是马克思主义学说。政教合一和党政合一的社会，必定严重阻碍文明的进步。无论是统一宗教还是统一思想，都会窒息人类精神以及思想的自由和交流，而人类精神、思想的自由和交流，是人类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主要源泉。这就是闭关锁国、拒绝自由贸易和文化交往的国家都贫穷落后的原因。闭关锁国阻碍了精神的自由交流，贸易保护主义阻碍了物质的自由交换。现代发达国家都是宗教、政治、思想多元化，政治制度多党制的开放的多元化社会，这种多元化乃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而贫穷落后的国家多实行政教合一、一党专政。 1、中世纪欧洲宗教的不宽容 罗马统治时期基督教在欧洲的广泛传播，与罗马底层人民和奴隶多灾多难的现实生活相关。在古罗马城郊多如牛毛的贫民窟中，人头攒簇，臭气熏天，人民在忍饥挨饿。基督教传教士宣讲耶稣同情热爱贫贱受苦的人民。在基督教里人人平等，以兄弟姐妹相称，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教民都是天父宠爱的孩子。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奴隶制、封建制和专制的社会主义中，这个爱劳苦大众、主张自由平等的神，对劳动阶层的人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这些社会实行行政集权，人民不享有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权利。这也是基督教如今能在中国盛行的一个原因。当原本属意穷人的“共产主义理论”反过来成为压迫穷人的骗局时，穷人和文盲、半文盲占多数的中国，自然会信奉另一种属于穷人的《圣经》。面对信仰崩溃，贪污腐败成风，人欲横流，特权阶层对广大人民的剥削掠夺，精神既痛苦又空虚，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百姓，自然会从宗教中吸取自己的精神营养。 公元476年，欧洲处于原始部落野蛮时期的日尔曼人，打败西罗马帝国。日尔曼蛮族的胜利，中断了希腊——罗马先进文明的进程。欧洲文明倒退到“黑暗时代”。日尔曼蛮族的部落首领，多数是不识字的野蛮人，对欧洲人民的压迫深重残忍，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下降到了极其低下的水平。物质和精神同样单调贫乏的百姓，自然会投入宗教温暖的怀抱。 从公元392年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开始，宗教的不宽容、仇恨、残忍和贪婪的一面，逐渐显示出来，宗教迫害开始在欧洲流行。 罗马政府公元378年就公布一项法令，禁止任何罗马人为旧天神祭祀牲畜。这等于剥夺了异教教士的收入，他们被迫改行另谋出路。狄奥多西用宗教垄断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内斯特主教对狄奥多西皇帝说：把教会的全部敌人都交给我吧，我将给你天堂。与我站在一起，把不赞成我们教义的人打倒；我们也将与你在一起，打倒你们的敌人。皇权与教会这种结盟把异教徒送入了地狱。教会开始大权在握，开始了它长达近千年的黑暗、残酷、血腥的统治。他们把不接受他们教义的人，持有不同信仰的人全部流放到远方或处以极刑。 基督教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迫害异教徒。他们在欧洲各国拆毁异教徒的庙宇殿堂，没收异教徒的神像等宗教信物。在希腊，公元39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被禁止举行，哲学家和科学家被逐出国境，雅典大学被关闭，基金被没收。在亚历山大，教会人士闯入大学，毒刑拷打古希腊、罗马学派的教师、学者。柏拉图学派的教师海帕蒂娅，被大卸八块，扔到街上喂狗。 在罗马城中，罗马人过去崇拜的太阳神朱庇特的庙宇被关闭或拆毁。古罗马人信仰的经典《古罗马神言集》等，被付之一炬。首都成了一片废墟。一些城市的平民起来保卫自己信仰的天神，反对拆毁一切异教庙宇的行为，被称为“撒旦的叛乱”，遭到军队的镇压和屠杀。 到了公元5世纪，克莱索斯陀大主教便毫不夸张地宣称，古代学者和科学家、哲学家的书已经在地球上销声匿迹了。西塞罗、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都被扔在顶楼或地窖里被忘却了。被基督教徒恨之入骨的数学和天文学家的著作更被烧掉。直到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们四处搜寻古希腊、罗马经典著作时，这些被扔在教堂顶楼和地窖中的典籍才重见天日。 宗教开始在欧洲垄断人们的思想、信仰、行为、教育、文化和风俗习惯。教会在中世纪的统治地位使得自希腊文明以来形成的理性思想和先进的文明遭到扼杀。宗教的不宽容和对人的思想行为的束缚使社会发展缓慢，文明倒退落后。大多数教士、牧师也识字不多，有的还是文盲或半文盲。教会对教育的垄断，严重阻碍了新的哲学思想的产生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他们垄断真理，把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视为异端邪说。布鲁诺坚持和发展了日心说，触犯了教会的权威，被宗教裁判所处以火刑烧死。但日心说等自然科学的发现，动摇了基督教教会统治的神学基础，宗教改革、文艺复兴运动开展起来，冲破了教会对科学发展的束缚。 2、中世纪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十字军运动 公元6世纪，伊斯兰教征服了西亚和北非，他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成为阿拉伯人的“真主”。耶稣和穆罕默德似乎水火不相容，其实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正如阿拉伯民族和犹太人的祖先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一样。人类的罪恶和不宽容，使这两个民族一直仇杀到今天。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争斗，直至今日仍然在持续进行。 早在公元11世纪出现的十字军运动，就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公开的大规模的仇杀。十字军东征打着将圣地从异教徒——伊斯兰教徒手中夺回的旗号。而根本原因是教会为缓解欧洲日益增加的人口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社会和经济压力。西亚是个丰产的粮仓，可以养活几千万人口，是理想的移民场所；而把伊斯兰教徒逐出欧洲一直是基督教教会的一个目标。当西方朝圣者去圣城耶路撒冷的道路被阻，拜占庭遣使求援时，教皇乌尔班二世认为这是进攻伊斯兰教的大好机会，号召所有基督徒参加东征，进行圣战，夺回圣城耶路撒冷。教皇声称凡参加圣战者均可免罪。因为参加圣战者佩戴象征基督教的十字，故名“十字军”。 十字军于1099年7月夺取了耶路撒冷，并在那里建立了“耶路撒冷拉丁王国”，成为这次十字军东征胜利的一个标志。这次东征调动了全欧洲十万名志愿者加入十字军。这场运动开创了欧洲历史上对不同信仰的人们进行公开、大规模杀戮的时代。成千上万教民死在东征的途中，无数的伊斯兰信徒遭到屠杀。十字军运动开始了教皇拥有军权发动战争的历史。这种运动逐渐演变为扩大教皇和教会权力的手段。教皇英诺森三世，为满足支持他的商业城市威尼斯打败竞争对手，组织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他们攻打的是信仰同一宗教的君士坦丁堡。十字军于1204年4月13日攻陷君士坦丁堡，随之进行了三天无情的掠夺和屠杀，城里大批居民死于非命，金银财宝被掠夺一空。为掩盖罪行，十字军放火烧毁了这座城市。 十字军运动的血腥、冷酷、无情，引起一些人的反思和觉醒。十字军对宗教思想的背叛行为，也让人们从对宗教的迷信和盲从走向怀疑和质问。人们开始怀疑宗教并从更广阔的角度思考宗教。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仇杀和不宽容，仍然是现代世界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中东地区的战争多由于宗教间的不宽容。俄罗斯的“车臣叛乱”，也是伊斯兰教教徒寻求独立的战争。本·拉登和塔利班等恐怖组织仍旧是伊斯兰教徒对基督教世界的恐怖报复组织。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冲突也是宗教矛盾引起的。宗教之间的不宽容，导致宗教战争一直伴随人类的历史，给人类带来无数的灾难、损失和痛苦。 3、宗教权力的扩张与宗教裁判所 1198年上台的塞格尼公爵洛太里奥成为英诺森三世主教。他是个野心勃勃、善于运用权术、手腕圆滑的教皇，他要使教会实现上帝赋与教皇统治世间万物的“完全权力”。他统治时期把驻罗马的帝国官吏赶出城市，再次征服了由帝国军队控制的巴尔干半岛，把皇位继承人逐出教会。 欧洲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形成以后，皇帝和教皇之间时而勾结，时而斗争。皇帝总想插手教会事务，教皇也想控制皇帝，扩大自己的世俗权力。教会最初就享有一些特权，教会收到的捐赠免除捐税，教会人员无需服兵役，主教被授予了最大的行政权。公元800年，法兰克王查理大帝从教皇手中接过了皇冠。这一极具象征性的动作，表明基督教在西欧社会占据的统治地位。公元1059年，教皇尼古拉二世成立了一个由罗马附近教区及执事所组成的红衣主教团。这群教会头目被赋予了选举未来教皇的绝对权力。 公元1073年，红衣主教团选出了新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他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他挑战一切世俗的权力，认为教皇不仅是基督教的绝对首脑，还应是所有世俗事务的最高上诉法官。他在任期间，教会通过教会法，达到了权力的极限。教皇可以对各国皇帝发号施令。德国皇帝亨利四世是个勇敢坚定的国王，不打算听从教皇的摆布。经过多次斗智斗勇的交锋后，亨利四世用军队包围了罗马城，再次召开德意志主教团会议，废黜了格列高利七世，格列高利被迫退位，死于流放地萨勒诺。 格列高利七世的遭遇让以后的教皇认识到自己手中应握有军权。十字军运动的另一个起因是教皇想拥有组织指挥军队的权力。 1220年英诺森三世通令建立臭名昭著的宗教法庭，更加凶残地迫害异教徒。欧洲各国都逐渐成立审判异教徒的宗教裁判所，教会变相地拥有了司法权。现在人们提起宗教法庭，还会不寒而栗，想起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的圣女贞德等无数冤魂。宗教裁判所的存在，使人民相互提防，互不信任。被邻居或暗探以莫须有的罪名诬告、被屈打成招而死的平民成千上万。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宗教法庭会抓他，也不知谁是证人，被谁诬陷入狱。法庭不允许他们见亲属、请律师，若他们坚持说自己无罪，会被打断四肢或打死，他们的命运只有死亡。甚至已经死去的人也会被“缺席”判罪；以这种方式被定罪人的后裔，还要在罪犯死去半个世纪之后被剥夺财产。因为宗教审判官正是靠分享所有被没收来的物品中饱私囊，发家致富。 4、宗教改革 文艺复兴运动在欧洲的开展冲击了宗教。富裕的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通过金钱买来教会的官职，成为教皇或红衣主教。教会腐败之风盛行，教阶制产生了一大批腐败的教职人员，买卖教会的官职早已司空见惯。文艺复兴时期罗马的教皇和红衣主教几乎都是由富裕的意大利人担任。教皇们住在豪华的宫殿里，沉湎于世俗行乐的生活。为了维持教廷的庞大开支和高级教士、主教们奢侈的生活，教会设立名目繁多的税收，出售神职和买卖圣物，以从信徒身上搜刮钱财，引起教徒的强烈不满。 宗教改革运动最早在德国出现，因为德国同罗马教会积怨甚深。日尔曼皇帝和教皇之间无休止的争斗和战争，给双方都造成了极大伤害。当时的教皇喜欢宏伟豪华的大教堂，而建教堂的钱往往用出售赎罪券的方法聚敛。他们搜刮最多的是德国信徒，引起德国人的普遍不满。为骗取钱财，他们欺骗教徒说，通过买赎罪券，可以使生者和死者免除罪过，进入天堂。所谓“赎罪券”，就是一张以一定量的现金换取的羊皮纸。为卖赎罪券多骗钱财，教会不惜编造出赎罪券功效的神话和理论，欺骗无知的百姓。 另外，德国是印刷术的故乡。印刷术的发展使图书价格非常便宜，普通教民也可以买得起《圣经》。长期以来罗马教会把持对《圣经》的解释权和占有权，以便控制操纵教民。教皇格列高利一世曾说过：“无知是笃信宗教的力量源泉。”他们因此不让教徒拥有、阅读、解释《圣经》。印刷业的发展使人民普遍占有并阅读《圣经》。通过读《圣经》，他们发现，原来教士们告诉他们的东西与《圣经》的原文存在很大差别，这便导致了怀疑和质问。 16世纪初，马丁·路德开始提出宗教改革。他主张让人民亲自阅读、解释《圣经》。以《圣经》的权威取代教皇和教会的权威，摆脱罗马教会种种决议和法规的约束。他的思想得到广大教民的欢迎。路德对出售赎罪券搜刮人民的做法极为不满，认为教会违反了《圣经》的道德和教义。1517年10月13日他把《关于赎罪效能的辩论》95条论纲以“小字报”的形式贴在维滕贝格大学的教堂门上，影响很大。他的论点道出了德国人对罗马教廷和出售赎罪券深恶痛绝的心声。他的论纲内容很快传遍德国，成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导火索。路德主张“因信称义”，认为人通过虔诚的信仰便可以获得救赎，不必通过教会和购买赎罪券来为自己免罪。路德还提出了“人人皆僧侣”的思想，指出信仰使人人具有平等的权利、禀赋和荣誉。无论什么人，只要受过洗，都可以担任教士、主教或教皇，教会的教阶制是不合理的。这一思想对摧毁以教皇为首的教阶制度起了很大作用。 由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很快传播到欧洲各国。英国、意大利、瑞士和北欧地区先后发起宗教改革运动。加尔文派是其中重要的一派。他是法国人，改信新教后宣传路德思想被指控为异教邪说而受到迫害，不得不流亡瑞士。在瑞士，他发表了《基督教原理》一书。该书以其系统性、严谨性和逻辑性，成为新教理论的权威著作。他本人也因此被视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又一位领袖人物。1541年，加尔文被邀请领导了日内瓦的宗教改革运动，从而确立了以其名字命名的新教派——加尔文教派。 加尔文神学思想的核心是“预定论”，认为一个人是否能得到救赎，不在于任何其他原因，而是由上帝的永恒判决决定的。但教民可以通过自己在现世的奋斗和成功，来证明自己是被上帝选中给予救赎的人。另外，加尔文派还认为人们经商办企业，发家致富，积蓄资产，放贷取利同担任教会职务一样神圣，均可视为受命于上帝。这样，世俗职业和个人奋斗被视为神圣的事业。人们被鼓励发家致富，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尔文教派教人以事业的成功为天职，主张个人奋斗，以彰显上帝的荣耀、圣化上帝的英明等主张，适应了资产阶级的心理和需要，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繁荣，因而在西欧得到广泛传播。英国、法国、荷兰等国都出现了大量的加尔文信徒。加尔文在法国称为“胡格诺派”，在英国称为“清教”。在荷兰，加尔文的信徒以宗教改革为旗帜，与西班牙统治者进行斗争，1581年终于在尼德兰地区的北方建立了荷兰共和国。这是欧洲第一个由新教徒成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罗马天主教面临信仰新教的国家越来越多的危机，不得不对自身进行改革。1563年通过《特兰托会议信纲》结束了天主教内部的教义之争，教义变得更加明确，教会得到纯洁，教士行为得到约束和规范，清除了教会内部的弊端和腐化堕落现象，以重振教纲和影响力。 宗教改革并没有带来宗教宽容，而是导致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的长期对峙和战争。不同教派的仇杀达百年之久。直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流血冲突才停止下来。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终于互相承认，和睦相处，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逐渐在欧洲得以实行。宗教改革使宗教因素在西方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也逐渐降低。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利，宗教信仰自由成为社会准则。生活富足、知识文化水准提高了的人民，很少再会迷信宗教的某一派别和沉迷于宗教的某一教条，宗教狂热和宗教仇恨几乎消失了。人们的宗教信仰只是信徒的心灵活动，大多出于传统习惯和风俗。 三、政治、思想、信仰的不宽容 古代社会人类的不宽容，主要是种族的不宽容；中世纪欧洲的不宽容，主要是宗教的不宽容；现代社会的不宽容，主要是政治、思想、信仰的不宽容。中国从皇权专制祖传开始，就启动了政治思想的不宽容。中国不存在统一的宗教，信仰多神教，因而一直拥有宗教宽容，没有形成宗教之间的仇恨。一是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古代的中国是文明先进而富足的国家。二是春秋战国时期存在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开放宽容阶段。这是一个中国古代仅有的政治思想信仰宽容的时代，也是中国古代思想产生的时期，其中的儒家、道家、法家等学说统治了中国人的思想达二千多年。儒家学说在古代中国的地位相当于欧洲的基督教在中世纪的地位。儒家对个体生命、伦理道德的重视，对现世荣华富贵的追求，表现为积极的入世精神。老庄清净无为、无知无欲、苟合肉体生命的活命哲学，使中国人不会陷入为追求真理宁愿牺牲肉体生命和灵魂超越的宗教狂热状态。中国产生于本土的宗教道德是从老庄的道家学说演化而成。老子被奉为“太上老君”、“道德天尊”；庄子被奉为南华真人；二人成为道教的教主。道教以乐生并希求长生不老成神仙为根本，并不排斥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而且老庄道家思想与佛家的辟世出世思想也有相似之处。如老子的“绝圣弃智”、“无为无欲”，就与佛教的“清净离垢”、“少欲知足”思想暗合。佛教传入中国之初，还得益于道家思想的荫护。隋朝的王通提出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成为宋代人们的主张。儒学为治世之学，佛教为修心之学，道教为养生之学。 三是儒教对不同宗教的包容性和同化性、整合性。中国文化以生命的安乐、长久为本，缺乏对未知领域寻根究底、追求永恒真理的精神。对一切难以解释的问题存而不论，给宗教留出位置解释理性所不及的信仰世界，因此儒教并不排斥其他宗教，而是对一切宗教都进行同化和改造，进行“洋为中用”的筛选，以便适应中国人道德和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并且这种同化在不动声色的和平氛围下进行。儒教把佛教改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净土宗等佛教宗派。禅宗把儒家的忠孝思想融入佛教教理中，颇受中国士大夫们的喜爱，也让佛教在中国站稳了脚跟。基督教的不宽容性、反对祭祖和拜孔活动，与儒家的伦理价值体系格格不入。因此基督教传入中国时经历许多阻挠和暴力冲突。基督教也是惟一没被儒家中国同化的宗教。 1、中国政治思想、信仰的不宽容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中国开始了长达二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制度，政治思想信仰的不宽容、文字狱也持续了二千多年。直到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又产生短暂的政治思想活跃时期。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思想宽容和产生新的思想的时期。春秋战国是礼崩乐坏的封建制解体，中国处在新的历史选择的时期。“五四”运动是专制主义的皇权形式解体，向着共和制过渡或者异化为新的专制形式的时期。前者的结果是由诸侯自治走向皇权大一统，后者则是专制大一统开始走向死亡时，一些偶然因素造成了专制大一统暂时的回光返照。 中国这种行政集权和政府集权相结合的中央集权制度，很难产生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因素。为加强皇权，皇帝会严格控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秦始皇为防止人民反抗，采取愚民政策，禁止私学，焚毁儒家等诸子百家的书籍，除医药、秦纪、卜卦、种树之外的书籍，都限定在60天内焚毁，否则处以黥刑，罚做苦工。两个人以上谈论诗书的，一律处决。谈论“是古非今”的人，全家斩首。中国的文字狱，以言论定罪，都是大一统的皇权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滥杀无辜，残暴、不宽容，更是皇权专制的通病。秦始皇只坑杀了460名儒生，就留下了千古骂名。而1957年毛泽东、周恩来等现代皇帝一举把552877名知识分子戴上了使他们家破人亡的“右派”帽子。“文化大革命”期间，又给1000万以上的知识分子扣上了莫须有而又五花八门的政治帽子，大量的人关进监狱，甚至判处死刑。未来会给他们应有的审判，他们将会得到比秦始皇更臭的骂名而遗臭万年。 秦始皇建立的这种“朕即国家”的皇权专制制度，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胡作非为的自由，对大多数爱权如命的男人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以致2000多年历朝历代的自称“英雄豪杰”的独夫民贼们为获取皇帝之位，不惜父子、兄弟、亲朋好友之间互相残杀，演出了一幕幕的夺权丑剧。中国人堕落为最冷血、最厚脸皮、黑心肠的民族，中国的政客最六亲不认，冷酷无情，嗜血成性。中国的政府官员也成为最善于搞阴谋诡计，最伪善，道德品质最低下的人。中国皇帝和大小官员都养成喜欢控制他人的习惯，在心理上变态为施虐狂。中国人心理健康的人很少，大多沦为有各种心理疾病而不自知的心理病症患者。中国的皇帝普遍患施虐狂，以控制、操纵、虐待他人为乐。秦始皇用70万民工为他自己建造陵墓，并且在他入葬之后，把所有活着的建墓者同他一起埋进陵墓的行为，暴露了他及其后继者都患有虐待狂型精神病。中国的皇帝没有成为虐待狂型精神病者为极少数。民以吏为师，吏以帝为师，以致现代的中国人，一旦有权有钱，都极易患上这种虐待狂型的精神病，毛泽东即是这种病的典型患者。从土改开始，他就虐待一切地主、资本家等有产阶级，剥夺他们的财产。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他虐待一切有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人，迫害一切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用公有制、一党专政来控制虐待全国人民；用行政集权的等级制度来控制虐待各级政府官员。这种行政集权制度还使大小官员和由政治运动裹挟的民众，都变成虐待狂型精神病，上级虐待下级，大官控制虐待小官，小官虐待盘剥人民，小民则受官方唆使，虐待那些有财产有知识的“敌人”。 2、近现代世界政治思想信仰的不宽容 人类的幼年时代主要是宗教、种族的不宽容，近代世界战乱的原因主要是政治、思想、信仰的不宽容。按思想意识形态不同，可分为古典自由主义，古典保守主义，现代自由主义、现代保守主义。由古典自由主义在18世纪变异出卢梭的激进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列宁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欧洲共产主义→铁托主义。伯恩斯坦的社会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变种。卢梭的激进主义则变种为马志尼的民族主义→墨索里尼、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 二次大战以后，世界主要分为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和社会主义极权国家两大阵营。两大阵营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较量，以1990年之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失败结束了双方的冷战。东、西德国的统一，象征东欧及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解与转向资本主义制度。美、英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以自己政治、经济的成功发展，笑到了最后，成为胜利者。朝鲜、古巴等顽固地坚持专制社会主义的国家，已成为秋后的蚂蚱，不但难以形成气候，也蹦达不了几天了。 因为近现代的政治思想信仰的不同是众所周知的，这里就不详细论述。从古代进化到现代，人类逐渐从不宽容走向宽容，从不平等走向平等，从不自由走向自由。世界变得越来越自由、平等、民主和宽容。但人类的思想信仰任何时候也不会完全相同，人类的思想和人类的相貌一样是多种多样、不可能统一的。人类的思想信仰和奋斗目标，是走向多元的而不是强制单一的。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智慧、精力、时间都是有限的。一个人的思想无不受到时代、社会环境、自身经历等一切内在、外在因素的影响。有限的人类不可能穷尽终极真理，人类也不可能创造出完全正确的经典理论，只有部分正确的理论或完全荒谬的思想。我们不应把任何宗教、哲学思想，任何主义、学说、理论，夸大、尊崇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变成“国教”，以此来统一人民的思想。任何时候都应尊重其他宗教、哲学、思想理论等的合法存在。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结党结社，是每个人天赋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一个政治、社会、经济、思想信仰多样化的社会，才可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多党政治、议会民主、地方分权、经济自由的社会，才可能是一个民主富裕的社会。希望我们的国家多一些宽容，允许不同思想信仰的存在，尊重不同政见者的合法权利，加速政治、经济改革的步伐，以宽容的精神把我国建成一个经济自由、政治民主、主权在民的国家。 2006-10-16 注释： ⑴马丁·路德·金：《从伯明翰市监狱发出的信》。《美国读本》（戴安娜·拉维奇编）下册P758。 ⑵同上。《美国读本》下册P760。 ⑶《关于小马丁·路德·金之死》，《美国读本》下册，P811 (02/27/2007 21:51) |